唔駛出剪

訪問：十大惡人　字爆地產黨

2011-01-21T17:46:00.001+08:00

　　去年，作家陳雲因炮轟地產商，專欄被停掉。事件曝光，人人口耳相傳：「地產商的屁股果然碰不得！」當時陳雲宣告政治大局不再評了，就讓它谷爆。這句話今天回頭看另有意思：不谷谷，讓你看到港人死局又怎會爆呢？他連同八位作者，寫成單單書名已爆到九彩的《九評地產黨》。問問你呢個 Moment，你要爆未？

記者：何兆彬　攝影：伍慶泉

系統分析香港出事
蘋：蘋果　陳：陳雲　吳：吳志森　彭：彭志銘

蘋：說說出版這本奇書的因由。
陳：去年九月專欄被《信報》 cut了，彭志銘說不如把（得罪地產佬）五篇文，結集起來好像小冊子一樣，加上一些樓盤相片，例如發水樓，好像《毛語錄》一樣出版。但這樣太單薄了，若出本書又不夠時間，那不如再找些朋友，各種觀點加在一起吧。

蘋：陳雲老師想快點出版，可有其時代意義？
陳：這是香港人共同認同的問題，不解決香港就玩完了。

蘋：去年一本《地產霸權》引起轟動，有何特別原因？
吳：大家都谷到爆了！很想有個系統分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當然，那本書只是一個基礎的分析。
陳：那本書主要是講技術上，地產商怎樣遊走於灰色地帶，賺取暴利，而政府怎樣放水放權。如地產商明明蝕為甚麼都要收購巴士廠，跟着在城規會補少少地價，更改用途，不用投地回來就有土地儲備。
吳：其實對跟開這些線的記者來說，書中的東西都不新鮮。例如乙種換地權益書、收購鄉郊農地，十年都不動土地，然後跟政府傾……不是新料，但從來沒有人有系統地把它撰寫出來。

蘋：而且這本書幾年前已出過英文版，都沒有引起反響。
吳：始終香港是中文社會嘛。就像《南華早報》報道 83年地產商與政府早簽訂密議，限制政府不得在天水圍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但都沒有中文報章跟進。

蘋：讀了陳雲寫的序言，談到這文章。而這篇文章把數十年來兩朝政府政策背後的想法都揭示了，十分終極。
陳：是，要鬥到底，要像人民公敵這樣去鬥。

■地產佬惡，明知都夠膽踩埋去的就仲惡，因此九評人加上出版社次文化堂老闆堪稱「十大惡人」：（後排左起）彭志銘、許寶強、黃英琦、黎廣德、王慧麟、尊子；（前排左起）吳志森、馬國明、王永平、陳雲。

■ 83年地產商一早在天水圍限制政府發展商業。

■（左至右）陳雲（作家、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九評》一書編者）、彭志銘（次文化堂社長、作家）及吳志森（資深新聞工作者、港台時事節目主持、評論人）

■潘慧嫻《地產霸權》$98（天窗）「九評」有解
蘋：寫書時大家知道這書名這麼厲害嗎？同一本書叫《香港地產評論》跟叫《九評地產黨》效果差好遠。
彭：出版前，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陳：書名是我跟彭志銘吹出來的，要保密，因為怕別人取來用了。
彭：森哥解釋一下，好多人還以為這是法輪功的。
吳：法輪功其實是抄人的。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當時赫魯曉夫上台，他批判史太林寫成「史太林秘密報告」，當時中共很不高興，就寫了九篇很長的文章去罵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這叫《九評蘇共》。法輪功後來就借了這名字寫成《九評共產黨》，我們再借用就成了《九評地產黨》。
陳：毛澤東他們是史太林扶植出來的，所以他們叫史太林做「史太林爺爺」。赫魯曉夫批評過史太林很多殘暴事情，批評他，即是批評自己的專政，毛澤東自然很不高興。
彭：九，其實是「很盡」的意思。
吳：單數是陽數，陽數去到盡就是九。九有攻擊性的，例如「九陰真經」，到了如十全武功，是完成了的意思。

■《九評共產黨》

■《九評地產黨》$108（次文化堂）

猶如病毒把你吃掉

■控制傳媒：「李家刮萬呎地」新聞一出，馬上有報章出來替李家說話。

蘋：怎樣人民公敵地去鬥？
陳：因為（地產商）是最大破壞香港生存環境發展前途的，甚麼政府前途、經濟、民生，這三大範疇都被他們破壞了；而且他們吃完就走，完全不打算長遠地經營或執政，所以他們是像病毒一樣地生存，不斷地複製自己。但他們實在財雄勢大，掌握了金融──因為地產能套取巨額現金，這樣就可以收購合併，跟着把所有東西都變成自己的業務，再去聯營。可嘆香港沒有反競爭法例，立法會沒甚麼權力，城規會沒它辦法，輿論都被他們控制住了。這樣下去，淘金方程式不斷把周圍統統變成了商場，只要是在商場，不管做甚麼生意它都能把你吃掉。
彭：補充一點，民生上，這令小市民沒有了希望。本來我窮，我咪住廟街囉，咪住深水埗囉，但現在連大角嘴都可以變豪宅！現在全世界最輝煌就是香港人，全部都住豪宅。以前我有點錢，我就搬去美孚，再有錢就搬去中環，人有階梯往上爬。但現在是人的絕望導致仇富的。
陳：就算你住粉嶺住寮屋他都可以趕你走。新界很多地都已被收購了，只要一批（更改土地用途），泥頭車就來。
彭：就算是農田都會自然燃燒，你看南生圍，地球有咁耐佢就有咁耐，都未試過濕地大火！
吳：不單止住，衣食住行都有。近日有博客（龐一鳴）要避開地產商一年，這才發覺生活極度不便，原來逃開他們往往多走不少路。本來不去萬寧，去森記藥房都得，但森記藥房快被它趕絕了。

蘋：但現在領匯就在殺害藥房嘛！
吳：所有小商舖都被謀殺。

回歸後領匯破壞生態

■沙田寶福山旁村屋正在抗議屋頂建天橋，控訴地產商。

蘋：它最厲害一招，是你出得起它也可以不租給你。
陳：所以這哪裏是自由經濟?!
吳：其實如果不替地產商打工，出路也是很窄的。
陳：因為地產商收購很多公司，生出很多子公司，所以全港的大僱主只有十多個。從前香港有很多中小企，大家競爭，會有較優惠的條款出現。但是現在市場上很多臨時工、合約工，有人無糧出，畢業生只有幾千塊錢薪水，這些都是大機構來的。

蘋：好多人都以為這是回歸後才出現的問題吧？
吳：不，殖民地時代已經有。但英國佬的設計比較好，不會一面倒傾斜至此，他們當然係錫住英資，但華資可以與之競爭。英國佬作為中間人，在六七暴動後也不想去得太盡，以致社會不穩。
陳：英治時期還是有二元經濟的，你有自由市場，也有公屋/房委會商場是十分平租的，他們採用規劃方式，如房署的商場，連裏面有集郵社、文具舖也有規定，連鎖集團也無從入手。而且你租開它一定讓你續租，這有點像歐洲，有租務保障，你做開哪門生意，之後都不會更改了。但回歸後第一件事，就是出現了領匯。一有領匯保護網就被毀了，因為它本來是保護關乎民生、家族舖頭，還緩衝了租務市場。我住沙田，從前我常到禾輋購生活品，當時還有瀝源，東西都很平，現在都變成了領匯。

蘋：小商戶都消失了。
彭：哈，你班人想點呀，人家給你提供優質生活呀！
吳：我唔想咁優質，得唔得？
陳：我住沙田，但要買拖鞋就得出深水埗！這裏沒有$20一對的拖鞋賣。買膠水桶我也得往上水，因為日本城賣的水桶不是鐵柄的，這區都沒有傳統五金舖了。傳統香燭舖只剩一間，看來也頂不了多久。

林行止之轉軚

■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

蘋：記得去年森哥本來替陳雲寫序，但出版社拒絕刊登，這次書中也登了。

吳：那一篇序很溫和，只是出版社揣摩上意。這令我想起兩件事，與林行止有關。一是我曾在《蘋果》評過地產商捐獻，後來他在專欄叫大家看看我這文章，其實我的文章與他的意識形態本南轅北轍，但他近年想法改變了很多。另一件事與陳雲有關。
陳：我一篇《地產商地獄式捐獻》出街後專欄就被停了。過了兩天，林行止的秘書打來，說林生有本新書結集，問可否把這篇文章收集在內，我說：收囉！
吳：也就是說，他不同意《信報》現行的政策。
陳：從前他總叫人要自私自利，又謂所有對資本的管制都會妨礙經濟增長，近年有點懺悔了，特別是他看到了近年美國全沒節制的金融詐騙。

蘋：那不是自由吧？
陳：所謂自由市場只是保護大財主大財團。舊區的徵地條例就像共產黨，一出收地條例你是沒法抵抗的，而且收地後它不會公開拍賣，錢只會落入市建局手上，賺的是小業主的錢！這是哪門子的自由市場？他們只是比老共的那一套溫柔一點，老共會把地主殺了，拿地……
吳：這一套就逼你自焚！

《蘋果日報》副刊　文化紅Cult

讀詩詞，用粵語

2011-01-18T19:56:00.002+08:00

　　普通話易學易講，香港人即使有粵腔粵詞，只要北方人明白，也是無傷大雅，久之也會成為地方特色，毋須強逼自己一口京腔。然而，殖民地教育的特色是強調本土人民的文化缺陷，必須努力向宗主國學習，甚至不惜以丟棄本地文化為代價。很多香港家長為了訓練子弟講普通話，不惜與子女用普通話對答，甚至將本來適合用粵語傳授的語文範圍，改用普通話，結果是用了中文來教普通話，犧牲中文來教普通話。
　　其中一項，就是用普通話學古文舊詩，音韻殊不配合，簡直自討苦吃。例如中文的入聲字，是用來表達孤絕、急速、抑鬱的感情的，如上述的絕、急、速、抑與鬱，用粵語讀，都是p、t、k結尾的短促字。用普通話讀絕、急、速、鬱，是毫無絕、急、速、鬱的語感的，此所謂音義離散。粵人口語「急不及待」，前面三個都是入聲字。粵語人不講「迫不及待」，即使「迫」是短促聲（讀paak1或bik1），卻與「不」字的聲母重覆，故不用。粵語即使是口語，也重視音韻協和的。
　　舉唐詩為例。杜甫的《哀江頭》，全用入聲押韻收句。「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粵語讀首兩句的吞聲哭（huk1）與曲（kuk1）江曲，真有走頭無路之嘆。換了普通話的ku與qu，若不知其字義，只憑其聲，就聽得耳根舒暢，心下既cool又cheer，可謂顛倒乾坤，荒唐之至（按：英文也是用長音字表示舒暢，短音字表示急促或壓抑的，如thrust、fast、 press）。
　　宋詞為例，岳飛的「滿江紅」，壯懷激烈，押韻收束，都是入聲字：「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
　　香港兒童以粵語為母語的，卻要被人誤導，要用普通話學詩詞，就是枉白少年頭，到老空悲切。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54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2011-01-14T17:13:00.001+08:00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撰文：陳雲（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 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尊子漫畫，原載於《明報》

陳雲《am730》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40801

一篤雀屎，占卜西九前程

2011-01-13T18:37:00.001+08:00

　　晚風吹拂，坐上講台，忽地榕樹之巔，落下乾雀屎一篤，點染金色尼龍絹布之上，連帶枯葉幾片，飛灰數顆，心念便起。此刻不須《梅花心易》，也知西九大事不妙。
　　十二月十一日，《文化現場》連同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和文化葫蘆等民間組織舉辦「西九：關我咩事？——西九與基層公眾論壇」。知悉在榕樹頭天后廟之前舉行，欣然赴會。街坊在前，神靈在後，不看僧面看佛面也。

文化種子營養苦無土壤
　　兩位規劃師發言之後，輪到我了。既有靈動，便隨心而講。我說，雀屎已乾，隨晚風落在講台的尼龍絹布之上，連帶枯葉和衣紙灰，順手掃落地下。這布雖然是金色仿絲綢之質，卻是尼龍人工之物，臨時假扮，猶如西九文化區。乾雀屎不臭，雀食漿果而無法消化種子，故雀屎一般內藏種子，象徵文化傳播。枯葉乃天然肥料，飛灰由廟內香爐之衣紙焚化而來，也是天然肥料。三物掃落地下，若遇泥地，因緣際會，可長出草木。可惜，康文署管理之廣場及公園，都是滿鋪石階，寸草不生。有種子、營養，苦無土壤。
　　我再說，雀鳥是無心插柳的傳播人。讀高中的時代，我喜歡植物學，常到香港海岸的半島、沙洲及孤島蹓躂，觀察上面的植物。半島及沙洲的植物，離本土不遠，都是本土植物的延伸，物種隨溪流飄至，由於地處孤立，周邊動植物競爭少，先入為主，生長得茂盛。西九的經營概念，若是本土藝術的延伸，就可以提拔本土藝術，將部分品種移植到新場地，避過商業摧殘，悉心栽培，成為參天巨木或頑強荊棘。
　　孤島的植物，種類古怪。以前與大陸相連的，便是大陸的舊品種，在大陸已經被競爭淘汰了，或者奄奄一息，在孤島卻可以獨領風騷。在香港的離島也看過很多古老植物，也有以前農戶廢棄在荒田的芋仔、番薯和蕉，都是舊品種。假若西九是香港或嶺南文化的保存所，可以做一些藝術保存與更新的工作。

展覽花果不容落地生根
　　孤島先前不是與大陸相連的，而是從海上冒出的，品種更古怪了。植物是隨海浪漂流到孤島的，或者隨鳥糞攜帶的種子而來，或者黏附往來的船身而來。總之，紛然夾雜，怒木並立。西九文化區既然是綜合場地，又與街坊本土切割，其文化生態，就不是半島型或沙洲型，而是離岸操作的孤島型了。混雜之物，若能開花結果，也是壯觀。可惜者，西九文化區並不是大膽放任之地，而是重重保險，左顧右盼，順得哥情失嫂意。管理者為免麻煩，只是展覽花果成品，擺設盆栽，不容許植物落地生根。
　　以前中國的雜劇戲曲與說唱話本，便是北宋市集的藝人將史傳及民間傳說搬演，前者如三國志，後者如白蛇傳，到了金元之際，乃至明清之交，有文人（如關漢卿、王實甫、馮夢龍、金聖嘆等）參與，加工改編，於是成為雅俗共賞之佳作，由播種到施肥到收成，之間經歷四五百年。香港之粵曲也是經歷薛覺先、馬師曾與唐滌生之改良，歷數十年，始有小成。這些長久的栽培工作，西九管理當局是設想不到的了。我看了掃在硬石地上的乾雀屎、枯葉和紙灰，便想起以前榕樹頭的空地，早期是講故事人表演，後期街坊架起大電視機，坊眾雲集觀劇。文化氛圍，有個種子，但始終是由民眾提供土壤栽培的。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教中文，用粵語（下）

2011-01-12T16:43:00.001+08:00

　　去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日，電視新聞見的是一張空凳。事後，有作家矯正，說是空椅。那是有靠背和扶手的，當然是椅。港人說它是凳，是另有所本。
　　二十多年前，夏韶聲唱的《空凳》，林敏怡曲、林振強詞，是哀悼老父大去之後，剩下空凳一張。長輩在家中安坐的，自是椅。一九八五年亞太流行曲創作大賽的台上，夏韶聲演唱此曲，台上擺的道具，也是椅。
　　粵人文如其音，凳是凳，椅是椅，只有囉唆不覺其煩的某些北方人，才好意思將口語的椅子和凳子，直寫入文。香港人愛說空椅是「空凳」，純是由於粵人聲韻敏銳。凳（dang3）之音，如磬如鐘，有虛空迴響，可承接前面的空（hung1）字的虛空音；椅（yi2）則是舒展太息之音，將「空」字的韻洩去了。凳之音，有想念已久、虛位以待之意。北方的凳（deng去聲），其音略為短狹，如登高的登，沒了虛位以待的聲音聯想。寫「空凳」，北方人不會明白，他們愛寫「空椅子」。在「普教中」的香港學校，學生連寫「空椅」，也會被北京老師紅筆打叉的，說不合「現代漢語」的規範。
　　以前香港人命名機構和商店，也講求音韻。例如「香港電台」（hoeng1 gong2 din6 toi4）用粵語讀，恰好是粵語韻表的高平、高上、低去、低平，其聲由高平開首，用低平受束，高平是正氣，低平是親民，四字讀來婉轉平和，安慰人心，可謂金聲玉振之佳構。一九七六年，有了電視製作之後，英文改為RTHK（Radio Television ），中文依然是「香港電台」，是粵音聲韻的堅持，只有香港人明白。
　　北方官話混雜胡音，再遭受政治之規定而簡化，脫落大量音韻，與漢字可謂音義離散，不利語文傳承。很簡單的，粵語讀的「合」（hap6）字，真的是合口而緊閉的，音義相合。普通話的合（hé），就張開了口，想合也合不來。粵語說的荊棘（ging1 gik1）滿途，短而刺耳，聽了就知是滿途荊棘。普通話說的荊棘（jīng jí）滿途，憑聽覺，輕輕浮浮的，還以為走上了鵝絨鋪的榮華路。
　　粵語講「含蓄」（ham4 cuk1）兩字，前者是合口音，後者是入聲。粵人說含蓄，含真是合口的含住了，蓄是真的緊密的蓄住了。普通話讀含蓄（hán xù），含不了，也蓄不住。講含蓄而不得含蓄之聲的方言族群，要知含蓄為何物，難矣。北人用普通話學中文，引致音義離散，文化也隨之失落。北人是無可奈何，隨他去了，廣東人、香港人也用普通話學中文，就是犯賤了。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37

〈教中文，用粵語（上）〉在此

教中文，用粵語（上）

2011-01-04T16:30:00.003+08:00

　　辨別人與其他動物的其中一個標準，是語言能力。發出聲音，產生意義，而意義的單位，即是語素（phoneme），可以自由組合，變成詞與句。語素有元音、輔音和滑音三種。原則上，語音和意義的配搭是任意的，但經歷悠長的文學創作之後，也有約定的對應關係。例如英文的輕重音與中文的平仄聲，各有其感情對應。做詩文、作演講、寫通告，要打動人心，音韻節奏，不可不通也。
　　中文的文言創作，語音以隋唐的中原音或北宋的中州音為本，輔以當時的方言鄉音，故此，繼承自明清北方官話的普通話，丟失了音韻，特別是入聲和合口音，頗不利於文學之傳承。文學一旦失陷，則品味教育與言辭修養，無從說起矣。
　　北方人無可奈何，只能接受語音殘缺的現實，嶺南人有來自秦漢隋唐的粵語，就不要屈就北方官話，自我作賤，用普通話教中文了。普通話是中國交流語，是必須學的，然而普通話語音簡單，極容易學，是毋須改換中文堂的授課語言來學普通話的。真的要加強鍛煉普通話，可以闢出一兩個術科來做教學語言，中文堂則須堅持粵語教學。這是語言科學的通則，也是文化傳承的宏願。粵語區用普通話教中文，是以俗變雅，用夷變夏，違背孔門之教。
　　普通話讀舊詩詞不合音韻，已是常識。然而，由於古人詩文不分家，散文也講究音韻鏗鏘，故此用普通話學古文，一樣是不得要領。
　　北宋范仲淹撰《嚴先生祠堂記》，歌頌漢光武帝之高士嚴子陵之高風亮節，初作「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高士李泰伯看後說：「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妥。」提議將「先生之德」字改為「先生之風」，一言驚醒，范仲淹欣然從之。從意義而言，「德」字狹窄，不如「風」之廣泛，流風遺韻，與「山高水長」相配。從音韻而言，「德」（dak1）字短促而絕，意味風流絕焉，不如「風」（fung1）之響亮遠達。
　　粵語傳承古音，讀德字顯見短促，讀風字則暢達綿長。用普通話讀，有分別，但對比不大。由於中文是音韻語（tonal language），修辭意義也用音韻傳達，北方音韻不通，單憑字義，便無法學到古文精義。
　　再　舉一例。歸有光《項脊軒志》，以陋室之幾度修葺，比喻家庭之悲歡離合，通篇的文眼，只是一句「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文章各段，由悲轉喜，由喜轉悲。悲喜之轉化，除了依靠敘述事態，也因悲（bei1）喜（hei2）二字韻母相同，發音相近。用粵語誦讀，音聲入耳，解得通暢。用普通話誦讀，悲（bei1）喜（xi3）之轉，語義可解，語音則不解。
　　音義離散，是北方普通話的莫大缺陷，由康熙皇帝強行指定北方話為國音之後，乃至中共用刑法和公共政策強行推廣普通話，是近代中文傳承之大遺憾，於詩文之創作，於哲理之開闢，其禍患無可挽回。惟望嶺南邊陲之地，特別是擁有文化自主權之香港，可以保存粵語教學，為中華音韻延續香火。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20

〈教中文，用粵語（下）〉在此

解決温飽──中國自有一套人權標準？

2011-01-01T15:22:00.002+08:00

六十五個邀請何來百多個杯葛？
　　二Ｏ一Ｏ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已在十二月十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由於劉曉波仍身陷牢獄，他的妻子劉霞又被軟禁，和平獎委員會於是安排獎狀放在專為劉曉波而設的空凳上。
　　頒獎禮舉行前，中國要求多個國家杯葛頒獎禮。頒獎禮舉行前三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向記者強調：有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反對二Ｏ一Ｏ年和平獎的立場，她又指摘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公開支持中國境內違法行為」。姜瑜的發言隨即被和平獎評審委員會秘書指為誤導，因為委員會只是向六十五個在挪威設有大使館的國家發出邀請，四十四個國家接受邀請，十九個拒絕，兩個沒有回覆，姜瑜顯然誇大杯葛國家的數目。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不理中國大力施壓，把二Ｏ一Ｏ年的和平獎頒予發起Ｏ八憲章而被中國判監十一年的劉曉波，令北京方面顏面無存。北京方面卻一直沒有打算改善形象，只懂得一味施壓，猛烈抨擊諾貝爾和平委員會之餘，又中斷與挪威的文化和商業交往；在國內則封鎖劉曉波獲獎的消息和嚴密監控維權人士。從北京方面的反應清楚說明北京當局一方面十分在意國際間對北京的評價，但另一方面，北京當局卻似乎沒有注意到國際間對中國過去一直採取的鐵腕統治早已深感不安。
　　美國日本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蘇聯解體後，聲稱從此整個世界都會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度（Liberal democracy），他更認為人類已進入歷史終結的年代。事實上，美國在克林頓擔任總統的年代積極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成立世貿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當年中國積極爭取加入世貿之餘，不斷強調中國的國情有別於西方國家，不能以西方國家的標準來看待中國。當時的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江澤民回應中國不尊重人權的指控時，強調中國有自己的一套人權標準，他說在中國人權就是「解決温飽」。

自有標準卻又在意國際認同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點在於資金自由進出，不受限制。中國一向對資金流入和流出都嚴加限制，但為了加入世貿，中國撤銷了不少限制。中國成功加入世貿之後，大量資金流入中國，中國成了全世界外資直接投資最高的國家。一方面中國擁有大量廉價勞工，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是少數仍是共產黨鐵腕統治的國家，工會組織由國家牢牢掌控，工人罷工的事件聞所未聞，正好是外國資金最好的出路。在國家層面來說，中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得益者，自中國加入世貿以來，中國的經濟年年以接近雙位數字增長，不久前已超越了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中國「大國崛起」，但中國的人權狀況卻跟崛起之前無甚分別。根據江澤民的講法，中國的人權首先是解決温飽，既然「大國崛起」，温飽的問題也應解決了，中國的人權是否應該和西方國家無異？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國不但沒有因為「大國崛起」而改善人權，反而因為「大國崛起」變得更有能力扶持北韓、緬甸和蘇丹等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不諱言，委員會
　　早已認為必須回應中國「大國崛起」，人權卻毫無改善的情況。把和平獎頒予劉曉波是一個清晰無誤的訊息，中國必須改善人權狀況。
　　事態的發展卻說明中國無意改善人權狀況，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立法會說頒和平獎給劉曉波無非是向中國施壓。譚耀宗說得對，但向中國施壓的目的無非是敦促中國改善人權狀況，趙連海的例子說明中國國內人權根本毫無保障。以前還可以像江澤民那樣，以首先要解決温飽作借口，現在已沒有藉口了。因此現在中國的領導人或官方發言人都已不再提及中國的國情特別，中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得益者，經濟上已完全跟西方社會接軌，不可能再強調中國的國情有別。事實上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聲稱有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反對二Ｏ一Ｏ年和平獎的立場，她的講法說明現時的中國需要得到國際間的認同，不可能再我行我素。恰巧中國一直支持的北韓近期不斷作出挑釁的舉動，令中國面目無光、進退維谷。
　　劉曉波獲頒和平獎，中國原可順水推舟，立即釋放劉曉波，又或者任由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出國代為領獎。但中國卻選擇了最愚蠢的做法，軟禁劉霞之餘，更無理禁止百多名國內人士出國，擔心他們出席頒獎禮。但這些野蠻的行徑只會成為國際間的笑柄，像姜瑜說有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反對二Ｏ一Ｏ年和平獎的立場，但人家不過發出六十五個邀請，只有十九個國家拒絕。中國不讓劉曉波或劉霞出國領獎，但頒獎禮照樣舉行，委員會放了一張空凳，又把獎狀放在空凳上，象徵意義之大是劉曉波本人親身出席才能掩蓋。劉曉波雖然未能出席，但委員會安排挪威著名演員，用英文朗讀劉曉波在法庭上的答辯詞同樣打動人心。事情十分清楚，高壓手段絕非萬應萬靈，北京方面卻好像吸毒一樣，一味高壓。和平獎委員會主席致詞時說得很清楚，中國既然「大國崛起」，如果仍繼續一味高壓，必定帶來動亂。他強調頒獎給劉曉波不是要冒犯中國，而是要中國明白，既然「大國崛起」便必須尊重人權。

馬國明《CUP Magazine》　city flaneur

影像文化與香港中產社會－－謝明莊對談

2011-01-01T13:53:00.002+08:00

　　今天已是全民攝影的年代，拿着iPhone拍完照，立即按send便可在微博及Facebook發佈。朋友見到表示「Like」，一個圖像創作的過程便完成。
　　全民攝影後，專業的影像創作人究竟如何自處呢？謝明莊，專業創作人，由攝影記者走到今天成為攝影工作坊策劃者，教導影像創作技巧與概念。
　　香港人人拍照，但不等於人人創作，只因按下快門那一刻，背後的思考過程才最重要。而我們最欠缺的，就是這種獨立思考！

讀：《讀書好》
謝：謝明莊

讀：現在是否已經是全民攝影的年代。
謝：對，所以就連攝影節都用上了「攝影為人人」的口號。

讀：數碼攝影及iPhone時代人人都想創作，人人可以創作，人人都可以立即發表自己的創作。當攝影已成為全民活動時，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還有甚麼意義？
謝：我覺得先要討論甚麼是創作，在我理解中，大部分拿起相機去攝影的人，都沒有想過這件事其實是創作。

讀：為甚麼不是？我自己拍照有取景有構圖，也是創作。
謝：在廣義層面來說，沒錯。按一個掣，也有一個影像出來，但那是否就是一個創作呢？這就是要討論的東西。

讀：看你怎樣去定義創作。
謝：很簡單說，我們自小以來，先不要從相機來說，我給你一張紙、一支筆，你也可做到一點東西出來，那是不是一個創作？從另一層面看，如果我們當那是創作，那是否好的創作？我們如何去界定那是作品？這是我們要討論和尋求論點去支持的東西。若從一個很闊的角度來看，我真的創作了一件事出來，真的是按了一下掣，就給出一個影像來。

讀：跟着我將它發表，之後又有人讚好，又有人「Like」，這就完成了一個作品的過程。
謝：那是一個過程，但那是否一個創作的過程，我想要細心看看。因為在討論創作的時候，那一定還有一些事情在後面。

讀：創作的定位在哪裏？
謝：要看動機，看看個人是否真的想通過影像去分享他的感受，去表達一些意見，或者他純粹是一個記錄，還是「貪過癮」，就拿相機去拍下它。我想那是有不同的界線存在的。
剛才我講創作intention，第二要講創作水平。當我們討論創作時，是講行為本身還是講內容呢？以及你想呈現甚麼、想表達甚麼？現在大家都拿着相機，但他們不是很關心圖像本身，即拍到的內容，而是關心攝影這個行為，例如今天去某餐廳吃飯拍下每一道菜。
現在的專欄佔我寫作數量的三成，它是我參與社會的平台，其他部分的寫作是比較私密的，累積後也會出版，也會試着寫小說，可望明年出版短篇小說。其實心裏也有很多題目和念頭，文體只是一種格式，有些念頭適合用散文就用散文寫，有的適合小說就寫小說，甚至有些音樂練習可以用詩表達的也會嘗試。

讀：你覺得行為不重要？
謝：我覺得現在所謂的全民攝影是一個攝影行為，大家都喜歡攝影這個行為，這是很trendy的事，不是很關心相片內容。

讀：他們也是關心的啊！因為他們的friend 「Like」。
謝：就是因為friend「Like」，好，我今晚去一家餐廳吃小籠包。OK，我喜歡！那喜歡的意義在哪裏？是在小籠包之上嗎？但得回一個「Like」，沒有實質的內容。喜歡的是構圖？是拍出來的味道？或是讓我也很想去那間餐廳吃個小籠包？

讀：大家可能是喜歡小籠包，而未必是小籠包那張照片。然後，他就會喜歡那個在網上發表小籠包相片的人。
謝：所以我的論點就是在影像上，因為那個人放上去，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喜歡的人，所以他放甚麼你都會「Like」，論點是不在相的內容上，現在大部分影相的人都把重點放在行為上。

讀：所有藝術創作的技術層面都走向大眾化，包括相機，以前又菲林又黑房，又有不同的曬相技術。現在不用了，用Photoshop修一修甚麼都完滿。然後，我們會發現業餘的影響力愈來愈大。
謝：我不清楚是不是影響大，但愈來愈多人參與就一定，我們看得愈來愈多，但也愈單一。

讀：你認為過去幾年，最轟動的攝影作品是來自業餘的還是專業的攝影記者？　
謝：最轟動的是甚麼？

讀：就是陳冠希事件和那些照片。
謝：那很明顯不是一個藝術創作，只是那個拍攝者自娛的事情。

讀：假如今天他走出來說，這是一種藝術創作，那是一種行為藝術。幾年前，拍攝一些曾與自己發生關係的女明星，然後用一種藝術方式將它記錄下來，然後賦予它一個藝術的意義。
謝：影像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interpretation，很多時候需要靠statement去切入。

讀：所以說去到最後，專業攝影和平民攝影的分別就是statement，不只是intention那麼簡單，不是拿起相機那一下。
謝：我沒有這樣子的感覺，分別都是在intention，到底都是要看你想的是否與創作有關，到底你是想影小籠包，還是想創作？那真的是兩個不同的想法。

讀：就是他按下相機那一刻，腦子裏在想些甚麼。
謝：他有沒有意識，有沒有組織去做那件事。但也不能說沒組織，事實上都是有組織的，就算我們完全不去理會技巧上的東西，你也需要想想要怎樣的框架和構圖。我承認那正正是攝影行為來到這個階段，已變得模糊的原因。

城市觀察
讀：既然人人都是攝影師，學生有甚麼要跟你學？
謝：就是討論相片的內容，你那張相究竟想表達甚麼？能不能做到你所謂的效果？香港目前教育都只注重文字教育，視覺教育很薄弱。我覺得這會是個很危險的年代，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是回應不了目前香港的現狀。

讀：我舉個例子，剛才去蘭芳園買奶茶，拿出這張十元，其實你完全看不出這張十元想表達甚麼。我還記得當年還是記者時，金融管理局局長出來解釋這個設計，說設計這種東西見仁見智，最重要防偽，但全世界也沒有一張鈔票是這樣的。你別以為他在胡扯，其實正正反映了香港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覺得專業的設計、藝術欣賞是不重要的。你看到全世界的人都不是這樣的。在香港，視覺教育完全沒有，像你說的，要展開一張相的內容討論，都不知道從何開始。
謝：所以我說香港是完全沒有到達後現代的地步，因為大家仍然相信權威。廣告的威力仍然很大，潮流怎麼來？今年穿甚麼流行甚麼，大家就跟着去，因為他們不懂分析圖像，不了解那些東西就跟着去，在香港是可行的，所有事情都一窩蜂，因為根本大部分人沒有獨立的圖像思考能力，見到甚麼東西就跟着那東西去做。

讀：現在任何人都很可能擁有超過一部以上的相機，一部手機就已經是很好的相機了，為甚麼反而不是由量變出現質變？
謝：我們可能很難在很短的時間出現改變。我們回看歷史，攝影真正開始普及講的可能是過去這三五年的時間，真的數碼化之後延伸的第二波才開始普及。不過追求的方向卻是從器材入手，而非從影像或概念入手，倒轉了是因為沒有人提供視覺教育。來到這個年代，自學攝影是最容易的一個步驟。你拍完可以馬上看到成果，不行就再拍。現在沒有以前那個問題，我要拍完三十六張之後，再去沖曬才能看到。我可以說在數碼年代自學是最快速的方法，如果你真的肯花時間去做的話，你拍完，很誠懇地問自己拍得好不好，不好，再拍，拍到好為止，馬上可以看到成果。如果那人有決心去做，其實是很容易做到，創作影像比文字和創作任何東西都快。

讀：一件作品完成的cycle太快真的好嗎？
謝：大部分人都會看自己的作品，我通常現在做workshop都是先做appreciation，用二十分鐘去做appreciation，我帶領他們去看一張相片。結論發現大部分人去看一張相片會用多少時間？不多於一秒，在網上看的就更加不會細心，除非是認識的朋友，想看看他在做甚麼，才會停留一下。

讀：會不會是愈容易、愈快速完成的作品，人們對它的關注就愈少？
謝：以前英國畫家David Hockney就說過，你用多少時間去創作的作品，別人就用多少時間去看。你用1/125秒去拍一張照片，我就用1/125秒去看。但如果以拍照來說，其實是個思考過程，最後才是按快門，按快門只是最後的事情，但現在大家對調，喜歡按快門，卻不喜歡思考，因為覺得這是件很trendy的事。像剛才說的，攝影已經變成一種很fashion的事，去任何地方都要拿相機去拍下來。

圖像快速死亡
讀：我忽發奇想，比如按快門，要完成一件作品會不會更加需要一個更長時間的記錄，才能在創作的洪流中留下來。
謝：第一就是內容，第二就是價值意義在哪裏？很簡單，我們現在看那批攝影節展出的香港十九世紀初的攝影作品，為甚麼那麼有價值？就是因為當時那幾個法國人、英國人跑來香港拍下來，留下來的底片很少，現在就變得很有價值了。前兩年開始，天星拆也好，皇后拆也好，全民皆影，你上網找天星碼頭可看到超過幾萬張相片，但有多少可以留下來？

讀：在你提到的攝影展中，我看過一張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張由孟買來的香港巴斯商人照片，即是拜火教商人，如摩地和律敦治等人。因為照片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存在，記錄了早期香港一群商幫，印度、大英帝國與廣州的關係。但是天星碼頭是全民記錄，數碼攝影複製，就連立體影像也拍下來，可能一百年之後會有大量的天星碼頭記錄存在。但也註定這些圖像不會像巴斯商人那張相，因那張相可能就是唯一的記錄。當沒有了時間性和歷史感，圖像的價值會越來越低，或者根本沒有價值。
謝：我覺得不能用以前那種價值來看圖像，就像你剛才所說的，有一張相可以記錄當時的情況很重要，即使技術不好，記錄都很重要。一百年後，可能大家有幾萬張香港的相片，這不代表歷史回溯的空間愈來愈闊嗎？但當你做資料搜集時，因為你現在沒有比較，以前留下的就只有一張，但當你有比較時，幾百張就有幾張會跑出來。這也就正正是網絡的問題，我們有很多資源，看你怎樣選。如果你問我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年青人要訓練的不是記憶力，不是訓練計算，而是訓練你如何建立思考的方法，有一個自己的角度。攝影來到這個年代，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以前要考慮好、計劃好才去拍一張照片，不容有失。但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閱讀和編輯照片，大家可以拍幾百張相，但不會很細心地坐在電腦前回看那幾百張相片到底拍了甚麼。

讀：相對來說，攝影對人的要求高了。以前很簡單，就是龍友心態，夠闊夠光不手震肯花時間去「捕」就可以；但現在進化到有很多軟件可用，就這樣隨手拍就可以，工具大家都有。所以現在講的已經不單是攝影教育、圖像教育那麼簡單，而是整個人文教育，培育年青人概念思考與表達的感性。
謝：所以攝影應列入General Study，英國八十年代開始攝影已經是個General Study，中小學開始已經學攝影，他們不是去學技巧，而是學分析，學怎樣去看那樣東西。我們是落後人家二十年。英國在八十年代尾，已是一個講創意的國家，人家在教育上做了很多事情。

讀：北歐的國家也是。
謝：我不知道日本情況如何，就算其他亞洲國家，也不是很注重視覺的分析，但現在我們認識一樣東西是通過文字還是通過影像？大部分都是通過影像。其實攝影是影像最初階段的學習，你要學懂閱讀影像，要學懂怎樣欣賞一張相，這是基本的訓練。

中產社會的樽頸
讀：就像我剛才說的十元鈔票事件，主流的中產社會對美學持一種很犬儒、很功能性的態度，談到設計就說見仁見智。
謝：我最近去了幾次西九的討論，都是談很實際的問題，記得有個校長問，究竟由學校出發，我帶着百多名學生，車能不能抵達博物館門口？行五分鐘會有很多事情發生，不便老師管理。

讀：整個社會都不追求美藝欣賞。
謝：影像在這裏已經不是藝術，而是知識，是你去認識社會的基本知識，不要說藝術那麼高層次，事實上，現在你接觸的媒介大部分都是影像，你怎麼可以對你接觸最多的東西沒有認識、沒有研究？這是生存的基本知識，看一張相，你知道它在說甚麼嗎？

讀：我是只重視相中的小籠包是否好吃，至於那張相片是杜可風的風格，還是謝至德的風格或Stanley Wong的風格，都不重要。大家只重視功能，就是小籠包是否拍得好吃。小籠包要拍得清，不要黑，一定要有煙，要色香味俱全。
謝：正是因為這種基本要求，所以香港就那麼單一。每一張相都是一種價值取向，看一張相時，你已聯繫了這種價值取向。你看LV廣告和Giordano廣告，已經相連了，每張相都有一個價值。套用Foucault的理論，在圓形監獄的塔上面，只要有個守衞看下來，下面的人就會乖乖遵守，因為有權威存在。影像就是權威，你怎樣和周圍的人聯繫呢？就是他們今年穿甚麼我就穿甚麼，根本不會有獨立思考，不會有批判性思想，不會想想那是甚麼。香港是最極端的，滿街的廣告都比人還要大，像佛像，以前只會有佛像或教堂才會有這樣大的icon，現在佐敦道、彌敦道全部都是消費廣告，然後逼我和那些東西聯繫。教育制度只重視考試，如果大家中小學的訓練都是這樣，我想就算在大學接觸到其他東西，單一價值成形後，也需要很長時間去改變。

讀：我覺得不只是攝影，主流社會的追求仍然停留在功能與實用層次，一張十元紙幣的設計是怎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能被仿冒，就像對大館Herzorg本來的建築設計，大家只會想交通會不會超負荷？有沒有遮擋景觀？有沒有區內市民反對？沒有人去爭論美學層面，爭論在作品的設計中，體現了甚麼價值？
謝：大部分我們在媒體中見到的和文化藝術有關的，都只是一些資料性的東西，並不是一些分析和評論的文章，只是幾時幾日有甚麼節目，那個節目有甚麼內容，那就完了，而不是批判的分析評論。我們連一份有分量的文化評論雜誌也生存不了。

讀：所以我覺得那不只是影像教育的失敗，而是整個人文教育、通識教育的失敗。不只是對影像、視覺藝術的不重視，而是對所有和美學有關的東西都不重視。
謝：再分得仔細一點，這城市就是太重視理性，欠缺了感性，我們的孩子也會去學芭蕾舞、鋼琴，但他們都是很理性的，要拿這些東西去過關，但有多少人考完八級鋼琴後，會在家裏彈奏，或者會買票去聽音樂會？香港投放在藝術培訓的資源是不少的，小朋友學跳舞、彈琴、打鼓、拉小提琴，很多很多，但小朋友有多enjoy？

讀：因為學校不會教他們去感受和享受音樂，家庭就更加不會。
謝：他們只知考到八級鋼琴就可以考到那間學校，並不會去欣賞音樂有多哀傷、多浪漫。

城市的歷史宿命
讀：你認為這是殖民地的處境造成，因為殖民者不想你有獨立的文化身份、批判性思想，還是今日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人文精神的抒情感性，只剩下很功能性、很practical、很實用主義的思維？
謝：你要比較一下大陸和台灣，台灣的情況比我們好很多。這究竟是殖民地遺留下來，還是這個社會實在太小，人口太少，因此所有東西都是基本要求，只是想到生存。但其實我們已經拋離了基本要求很久了。

讀：所以我覺得這種「搵食格」是難民心態。因為我們是個移民城市，不是太遠，只是我們的上一代，由上一代帶下來給我們。上一代都叫我們不要學美藝、攝影，搵不到食，最好做工程師、律師、會計師。
謝：我在Art School的經驗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的programme是part-time的，大部分都是mature student，interview時，他們說的入讀原因大多相近，都是以前想讀，但父母不讓他們讀。我要做一份他們認可的工作，現在有錢了，我想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就是現實。他們或者是一名督察，又或者律師，這就是現實，更可悲就是他們讀完之後，都不會想以此為生。
我覺得是社會沒甚麼焦點，在八十年代時，覺得九七是個轉機，有個明確的方向，但九七後好像更沒有方向。

讀：我讀大學的年代，八十年代中期，當時我覺得香港有一種很獨特的風格，即使去到台灣、東京或歐洲的城市，我作為香港人很容易在美學層面找到香港的風格。但九十年代到現在，尤其是九七後，你問香港風格是甚麼，其實是更加模糊。
謝：在政府的層面更加是自亂陣腳、自廢武功。我經常問，我們的價值取向是不是真的要和大陸如此看齊呢？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東西，但這種東西沒有出現。

讀：我覺得不是沒有出現，而是難產了。如果沒有九七問題，如果中產階級不是大量移民到北美洲，那種東西可以慢慢成長的。其實我們最終討論的是一種城市中產文化起落興衰。但這二十年，正正是香港人最折騰的時間，由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開始，基本法起草、前途談判、移民潮、回歸前政治鬥爭、回歸後是金融風暴。
謝：無可否認，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廣告在世界上是行得很前的，但只限於廣告，你宣傳別人的東西做得很好，但你沒有自己的品牌。

讀：很簡單，我看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很容易會看到維也納、布魯塞爾、巴黎和紐約現代主義藝術運動風格，體現在建築、文學創作、電影及影像創作中。當時的上海，是整個世界現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謝：香港影像對大陸有個重要影響是改革開放後頭十幾年，當時攝影在大陸還不流行，香港的攝影師到大陸拍照，帶了一些新的東西進去，情況就如徐克、許鞍華在外國回來，把西方最前衞的東西帶到香港，香港又將這些東西帶到大陸。
但其實八十年代，香港的沙龍攝影對大陸的影響很大，只不過他們不能持續、不能過渡而已。因為我們現在不會再去追求那種詩情畫意。

十九世紀香港的巴斯商人。

吹出個未來
讀：但是我們可否合力捧李志超做巨星呢？王家衛也是這樣做出來的。城市美學可否製造出來？變成一種香港美學理論。
謝：但只有政府可以做到，而且香港對於美學方面，最缺乏的，正正就是理論。

讀：香港是這樣醜的了，為甚麼那麼有錢的城市，卻沒有美麗的公共建築，因為我們的投標制度是價低者得，世界不會又價低又美的。但我們可否純粹Ad Hoc Based，影像也好、電影也好、建築也好，將香港的美學變成一種理論？
謝：香港沒有。沒有人有這個能力。中大近幾年都在做香港的視覺年鑑，我記得幾年前已經出過一本由大陸的學者寫香港的美術史，問題是這個地方孕育不到人才。你看看大學裏的學者有多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想只有5%。大學裏有多少教授研究影像？在八間大學中，有幾多個教授是研究影像的？沒有。以前理工還有人寫過一些，但是現在已經不寫了，現在有理論出來嗎？

讀：兩者是互相影響的。如果沒有杜可風、王家衛、徐克、杜琪峰，沒有香港電影，也不會有香港電影研究的學系。
謝：但所謂東方荷里活也是先在荷里活研究然後再回來，是出口轉外銷，是人家講了東方荷里活，做了很多東西，然後香港才開始研究香港電影。你想想電影資料館成立了多久？大學資助的體制也是很實在的，要看有多少篇論文可以在外國刊登。你寫一篇研究香港影像理論的文章，可以在外國刊登嗎？如果體制是這樣，是很困難的。

讀：說得俗一點，其實是要找班人「吹」得，如李歐梵寫《上海摩登》，只不過是將上海學理論化。香港的電影、攝影都可以「吹」出來。問題是有沒有人把這個東西變成brand。
謝：我覺得這幾年攝影慢慢回來了，因為普及了，如今年第一次辦攝影節，爭取了資源，也吸引了更多媒體，也有很多學生來看，讓大家更容易關心。因為這兒真的是包羅萬有，但凝聚了氣氛，也有了資源之後，又要如何維持下去？在展覽之餘，亦要教育到一般人去認識如何欣賞影像。如果不是如此，又是那一句，完了之後就沒事。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引發不起潮流。這是否和歷史有關？根本就累積不到，每一個年代都重新去講，從頭來過，還未完成、成熟的時候，那件事情就沒有了。然後大家又再來，再做過，永遠都上不去，永遠都是原地踏步，做到某個程度時，就會沒有了，要再來過。如果沒有那種歷史，不知道以前發生甚麼事，又怎可以上到去呢？特別是文化的事，這都不是突然間就飛下來、跌下來的，是有足夠的土壤來慢慢培養，才可以開花結果的，那才可以產生下一個世代。
香港這地方太現實，沒有人願意為這個地方犧牲去做一些事情。以我的講法來說，這是一個賭場，你入到賭場，賭完就走，你是不會去建設賭場的，你去賭之時，就已經建設了。

讀：其實是我們香港人「吹大」了？覺得我們是world class，而我們根本不是紐約，我們頂多是芝加哥。
謝：別想得美，我們連芝加哥也不如。在外觀上，香港可能是有機會，我們有IFC，海港兩邊每晚也有幻彩詠香江，但內裏甚麼都沒有。

讀：索性我就當這兒是一個賭場，像是七人欖球賽，香港隊永遠是打最低級的銀碟賽，還並不一定勝出。較高級的銀盃和銀碗，都是斐濟、澳洲、紐西蘭這些強國奪得。但沒所謂，這也是香港的盛事，如果抱這種心態不就可以嗎？
謝：但是你教育不到香港的人嘛！

讀：做不到也沒辦法。

早夭的感性
讀：我覺得香港奇就奇在，我不是說要為香港政府爭辯，而是政府每年給演藝的經費不少。學校、家長投放在學生身上的美藝教育，包括兒童繪畫班、音樂等也不少。其實說到底，我們老是從一個很功能主義的角度去面對美學這課題。這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而不是經費足不足夠的問題。教育走向多元智能是正確，但是不能以這種功能主義的心態去做，因為從前就只要過一關小學會考，但現在就要過十關。因為每一個智能都是一關。這樣的話，那你的小孩想不死也很難。又或是在考完八級鋼琴，應付了父母的要求後，就不會再去彈鋼琴，也不會去聽演奏會，因為他們已變得很討厭音樂，我認識的很多人都是這樣。
謝：問題是方法及重點放在哪裡。還有是很實際的看成績，比方說，鋼琴就是看你考到哪一級，而不是說享受。

讀：就是沒有融入生活當中。比如說買畫或攝影作品，在外國買藝術品放在家中作室內擺設是很普遍的，是普通人都會做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將之融入生活當中。但香港不是這樣的，你看在香港，那些所謂的豪宅，七百呎也沒有。
謝：而且是賣過千萬的。

讀：對。小孩子還要睡窗台，你還要我放幅畫在客廳？香港人就寧願買一幢會所有很大水晶吊燈的屋苑，有藝術品在會所展示更好，每一個來探我的人經過會所都會看到，這樣就夠了，我不用再在家裏擺放一幅攝影作品或者是畫。
謝：這就是文化修養。為甚麼西方國家會覺得藝術教育這麼重要呢？

讀：因為他們是真正的中產社會。
謝：還有他們真的會用其他方法去調和生活，你看西方國家的人有空閒時間，香港人哪有時間去作文化消遣？我們九點上班，八點才下班。

讀：當然啦，香港人很多都背負着幾百萬的按揭債務。
謝：那就是了，那還可以說甚麼修養呢？八點鐘下班還怎會有閒情逸致去聽一場音樂會。

讀：所以說，其實到了某一點就要放棄Art for Hong Kong這種想法。
謝：我就不會說Art這個字，而是修養，你怎樣能將人的感性部分去掉。

讀：但可以用消費主義來解決，例如劈綠茶溝威士忌加唱「夭心夭肺」的K歌，人的感性需求不就是成功解決了嗎？這才是香港之道。
謝：如果是這樣就不要再說甚麼文化藝術，因為對於香港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東西。但我就較為樂觀，影像的學習，懂得閱讀和解讀影像是一個基礎需要，而不是像懂得欣賞一幅水墨畫、油畫那樣富貴，而且人人也做得來。

讀：那為何我不效法余若薇和湯家驊等政治明星，先做大狀賺個盆滿缽滿，人到五十才回過頭來為民主請命。為甚麼我廿幾歲就學做長毛、蔡耀昌那樣笨？你看主流傳媒是捧哪一些人？是「走精面」的，而不是堅持自己年青時代理想的。
謝：所以也不會有藝術家出現，沒有堅持怎會有藝術家。

讀：你相信誰堅持誰最終就會贏？
謝：是的，藝術都是一樣。我們現在提及的大師有哪一個不是因為堅持。你不連續投身五、六十年，怎能成為大師呢？現在的人就抱着六合彩的心態，想一注獨中。現在是說藝術創作，我真的不相信有人能夠創作一樣藝術出來而能餬一輩子口。

讀：藝術是不是對自己有一種內在的價值，能夠堅持下去？
謝：所以回到藝術這個問題，最重要是intention怎樣。

讀：我覺得最叻仔叻女，就是那些事業有成賺夠，到五十歲才找回自己理想的人，他們是sure win，既晋身主流精英，又「有型」而且受追捧，這是進化了的功能理性精英。
謝：我說個例子給你聽。我有一個做大律師的學生，他來報讀攝影班，在過程中，他不斷投訴學校的機制，但我心想你學的是攝影，不能以其他的價值標準硬套下來，都不是這回事，可惜就是會有這些人出現。本來很高興他來尋回自己的理想，但另一方面同時會帶來其他的問題，影響了學習氣氛。所以那些事業有成的人，是否真心想學習，還只是為了填補心靈上的空隙呢？但我覺得這都是好事，起碼他有這樣的需求。但這又回到最低的標準了，香港永遠都是這樣，只會談有和無的問題，但不會去理會有和好的問題。

向最低看齊的社會
讀：你不覺得香港現在愈來愈倒退？去到一個basic needs approach society，不犯法的事就可以做，榮譽已經不再重要。
謝：就是沒有道德。

讀：但你就一直要求我們積累，在說人文精神、城市美學、價值，而我們從七、八十年代一直倒退至只講rule of law的今天，整個城市愈來愈內向，只是希望不會被內地影響我們的法治。坦白說，香港的電影、香港的攝影、香港的文學創作，要怎樣呈現於中國及世界，一定要與香港整個社會位置有關。如果沒有了這樣東西，就算舉辦足十年攝影展，對香港，對我們要追求的，也是沒有幫助的。你看當所有東西繼續倒退，政府與商界會以為合法的事就可以做，賺錢的道德也不理會。
謝：但你沒有核心價值就更糟了。

讀：但要做國際城市不可只得核心價值，然後甚麼也沒有的。如果只有rule of law就很簡單了。若我是藝發局，就只講公平、公開、透明，但這本來就是社會最基本的東西，現在就變成最高的操守要求，為甚麼會變成這樣的呢？我覺得這是因為回歸過後，我們仍沒有做到對自己身份的探索，為甚麼有這麼多人去做攝影創作，但仍然無人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謝：其實也有，不過很少。

讀：我覺得真是很少，如果你要留存後世或至少有價值，一定要令你的攝影作品不是存在於一個孤立的空間，縱向的要存在於香港歷史內，橫向的要存在於當下的社會環境。如果沒有了這個座標，就不用爭論了。
謝：我只覺得在香港做任何的創作，都是很小眾的追求！

文：李澤文
圖：張浩賢

《讀書好》二Ｏ一一年一月號

不義也是品味問題

2010-12-29T15:11:00.002+08:00

　　聖誕節過去了。殖民地時代，聖誕節和新年聽到的除了福音之外，便是教宗、英女皇和港督的文告，都是傳統的仁愛呼籲，略改文辭，港督則與家人圍在壁爐之前，向市民送上聖誕祝福。在傳統節日，守舊就是能耐，政治領袖的文辭和表達形式只能稍微創新，而這正是頂上功夫。亂搞亂舞一通，不是創新，而是荒誕不經，不成體統。
　　近年每逢聖誕新年，都要忍受特首無聊及失格的政治宣傳，在貧富懸殊之衰世，徒增一苦。老曾做特首五年，終於修成惡果，今年的聖誕文告的品味之壞，無以復加。我們無法投票選舉特首，出了一位品味惡劣的領袖，雖然與己無關，也是丟人現眼。
　　特首在空洞孤寂的府邸的壁爐架上玩弄塑膠聖誕裝飾，無所事事之際，聽見空蕩蕩的桌上放了的筆記型電腦有電郵信息，便走上前去，原來是歌手MC Jin 歐陽靖作了一首聖誕歌Rap Now 2010 ，用來和議特首在政改方案的Act Now 口號。煲呔對着電腦屏幕的MC Jin 說：「Yo! Check it out!」歌曲以「起錨」為口號，串起政府的新政和面書的潮流，特首聞歌打拍子，叫囂讚歎。
　　老曾大概忘了他身處的是以中國人為主的香港，末後卻用英文講聖誕和新年快樂，而且用了共產中文「祝願」。府邸除了他自己之外，空無一人，猶如孤家寡人。音樂方面，rap 歌不是用來附和政府的，rap 歌有倡議反抗和變革之意。至於口號「起錨」，是漁家出海捕魚或黑社會逃亡海外之用，與聖誕節的安頓與休息大相逕庭。聖誕新年不叫人一家圍爐團聚，也該叫人憐恤孤苦之人，多加施捨，特首卻高呼「起錨」，航向冰冷的大海。MC Jin 無疑有其來頭，奧巴馬競選總統，也用了他的《致奧巴馬的公開信》作為宣傳rap。然而有名歸有名，名人不是那樣用的。
　　廣告失時失地，不可饒恕。中國政治的古風，首重的是敬天時。冬至、聖誕與新年都是平息紛爭，與民休息及憐恤孤苦之時，不是用來聞歌起舞、勤呼「起錨」以支持政府新政之時。府邸場地空寂，毫無團聚之溫情，塑膠聖誕藤也毫無生氣，真的聖誕樹也許不環保，但最低限度要有真的松枝吧？一切不該犯的錯誤，都犯齊了。美學和文化判斷要到了病入膏肓的絕境，才會如此頭頭碰着黑的。
　　另一邊廂，地產財閥糟蹋大浪西灣、火燒南生圍、亂填農田和堵塞溪流，殺滅生物。明明可以保育環境，設計順應自然生態的豪宅也可以牟利的，財閥卻偏偏喜歡夷平地皮，用混凝土征服一切，而混凝土卻是監獄的材料美學。香港的不義，豈止是政治或道德問題，根本是美學品味問題。而美學問題，其實是人格問題。

陳雲《明報》世紀人文

普通話不可獨大

2010-12-28T16:28:00.001+08:00

　　普通話來自明清之交的北京官話，乃女真人及後期的滿洲人學習南京官話之後，簡化語音及增加外族語音而成。簡化語音方面，北京官話丟失了四聲之中的入聲（p、t、k結尾的音）和合口音（m音），讀舊時文章詩詞，不止味道全失，且是不得要領。增加語音方面，則是引入明顯的翹舌音（即是zh、ch和sh的開首輔音聲母），有助分辨某些發音類同的字，例如此（ci）和遲（chi）。總體而言，丟失的聲母和韻母太多，引入的聲母太少，在中文的辨義和音義關聯方面，得不償失。例如引入翹舌音的聲母，北京官話分辨了「此」和「遲」，但廣東話仍是可以用音韻將兩者分辨出來的。只是簡化語音之後，方便外省人和外族人學習，加上官方強力推行，北京官話乃成為中國的交流語。
　　然而，正因為北京官話是清朝乃至民國和中共政府用政治力量強行推廣的官方交流語，其流行程度不足以證明語言的社會選擇後果。例如嶺南的粵語（粵語），其語音之複雜及詞彙之古雅，遠高於客家話、閩語及其他少數民族語，廣州人或廣州府衙也不強行推廣粵語，而粵語依然經得起悠久的社會選擇，流傳於兩廣、港澳及海外僑社。更且，粵語在流傳期間，在宋朝之後增加開首的鼻音（如「我」ngo5的ng音）、第十聲（高平聲），乃至在近代增加眾多的變調及語助詞。例如有了現代樓房之後，樓（lou4）下與落樓（lou2）、地下（ha2地面、街鋪）及地下（ha5地下室、地庫）的音變；有了現代媒體傳播之後，新的語助詞流行起來，例如嬌柔女子講的「係唔係嘅唧？」的「唧」字。
　　至於第十聲，則由第九聲分化出來。粵語之第九聲（陰平聲），在近代分出高降與低降兩音。箋注的箋（高平）和煎魚的煎（高降），是不同的調。方糖的方和荒唐的荒，是不同的調。例如罵人：「你真係荒唐嘅唧！」荒字便很高音。命名烏頭、烏鴉的烏，和責罵人家烏龍的烏，也是前者低音，後者高音的。
　　故此語音之演化，有以複雜化、精密化為主的廣東話例子，也有以簡化為主的北京官話例子。文明的進路，有趨向簡化明朗的，也有趨向精密深邃的，中國南北語音有別，正顯示中國文化的多元生機。強行用北方的簡化明朗來淹沒南方精密深邃，是中國文化的大災難。更何況，北方官話及後來的國語、普通話的語言簡化，令許多中文的音義關聯丟失了。共同語值得推廣，但卻不可以消滅方言，特別是消滅南方的精密古雅方言為代價的。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00

授子以母語

2010-12-21T16:27:00.000+08:00

　　「做吓好心啦，畀阿仔學廣東話啦。」虐殺粵語的，不止是中共的語言霸權，香港推廣普通話教中文的愚民政府，還有無知而媚外的家長。很多香港的偽中產家長，拔苗助長，為使到子女及早學會英文或普通話，便以半桶水的英文或普通話與子女溝通。最嚴重的是，子女牙牙學語之際，便指住物件，教他們講 milk、spoon、chair之類，而發音殊不正確。
　　語言是族群的整體經驗之呈現，離開本族語言，人的存在，可謂一無所有，只能成為被文化殖民的機器人。很多香港家長的心意，就是鄙棄本族語言，以替子女「洗白白」為務，使他們及早脫離華人賤籍，晉身白人社會。
　　小孩的智力，首先是命名、記憶、描述和表達的能力，也就是語言能力，這是一切智力的根本。數理邏輯與科學，還在其次。父母要傳授全面的語言能力，只能以最擅長的母語為之。事物的精微之處，感情的幽遠之處，是不能用後天學習的外語來傳達的。在學校學的外語，甚至旅居歐美學的外語，一般只是學了正經的（formal）、智性的（intellectual）、低級中產階級（lower middle-class）的一套。非正式的、感性的、低下層和貴族的外語世界，我們只是一知半解。用自己的殘缺外語當作母語來教小孩，他們長大之後，在文化格局上，只能成為齷齪不堪的低級中產人，成為外國社會鄙視的悶蛋。孩子將來要談情說愛，要感性推銷、要發脾氣罵人、要與低下層打交道，忽然便發現自己詞窮理屈。千栽培萬栽培，卻成了宅男宅女，父母可別怪罪於人啊。
　　況且，香港的粵語是現存漢語系統之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難學的，香港的正體漢字則是世上最艱難的文字書寫系統，子女在童年跨過兩大難關，自然智力出眾，無懼與中國其他地方和外國人競爭。香港父母唾棄自家寶物，用半桶水的英語來教育子女，正是聰明笨伯。也難怪，教育恰好是文化身份之傳承，父母本身是低級中產的笨蛋，便不自覺地將身份傳給下一代了。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184

陰司紙

2010-12-17T15:25:00.003+08:00

　　人間無錢用，陰間有錢使。貧民夫婦衣袋手袋將塞滿冥幣，滿屋遍撒溪錢，再灑天拿水，點火燒屋自殺。事發於日前黃大仙區某大廈，事主夫婦失業逾年，欠租多月，無申請綜援，不時為金錢而齟齬，鄰居常聽兩人嘈吵，料不到放火燒屋燒衣紙自行火葬，波及無辜。
　　為自己準備冥幣而自殺，可謂罕見，既印證陰間要錢花費的風俗信仰不死，也顯示香港貧民無路可走，生無可戀，只圖個陰間快活。老舍《茶館》（一九五七）最後一幕，三位老人自我祭奠，在舞台上遍撒紙錢。老舍是控訴所謂民初軍閥混戰的「舊社會」，想不到香港貧民，經歷社會現代化，歸宿竟在冥府。
　　溪錢是湖南辰溪印製的冥錢。湘西苗族聚居，苗族本乃中原遺民，流亡至湘西山區，信奉巫教古俗（如蠱毒），道教傳入此僻遠之地，也一併保存。湖南之硃砂礦，集中於辰溪縣交易，稱為辰砂，乃道教法術必備之物。辰州印刷符咒出售，稱為辰州符，印刷之冥錢為辰溪錢，簡稱溪錢。香港之溪錢並非來自湘西，以前在本地製作，大陸經濟改革之後，在廣東製作。溪錢乃毛頭草紙，裁成圓形或方形，上有釘孔為記，象徵銅錢或鈔票。溪錢概念來自紙幣，紙幣始於宋朝，官府以金銀抵押發鈔，供貨物交通，名為「交子」，後世泛稱「銀票」。以此推斷，溪錢不會早於宋朝出現，最可能是在道教俗化之後的明朝出現。明朝人慾橫流，信仰俗化，衣紙之中的金銀元寶，象徵金錠和銀錠，雖然概念古遠，也應是明朝之物。
　　冥幣、冥鈔或冥錢俗名陰司紙，設計元素有權威人物、銀碼及行長簽名，模仿現今鈔票圖式印刷，形態莊重，以藍色為主調，應是民初之法定貨幣。冥幣的發行銀行是冥通銀行，行長是玉皇大帝，副行長是閻羅王。玉皇之圖像，仿照最古老的漢王圖像，是唯一保存漢王衣冠的鈔票。後面是玉皇宮殿和英文Hell Bank Notes。近年大陸胡亂製作冥鈔，加上八仙圖案，或僭稱「天地銀行」，誤以為天堂也通行鈔票的。天堂供養優渥，又豈會貪圖鈔票呢？然而，無論款式如何改變，玉皇的漢王肖像仍在。
　　冥幣雖然印上銀碼，卻是一疊一疊地買，一疊一疊地燒，即使九十年代之後的冥幣單位由萬元膨脹至億元，善信依然一疊一疊地算，不會只燒一張十億元的冥幣便夠數。冥幣的幣值，其實如溪錢一樣，一張一張計算，一張代表一貫錢或一兩銀，十億元之類的銀碼只是「僅供參考」。至於金錠銀錠，也從未被冥幣淘汰。
　　焚燒物品以遞送天界的燔祭，是中國古俗，冥府觀念則來自印度。中國人的宗教是累加的，不是取代的，巫教、儒教、道教、佛教四合一。觀看燒衣化寶，金銀實物、銀票及法幣一道燒，見證中國的貨幣史，也見證中國的宗教觀。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Let It Dough!

2010-12-16T20:32:00.000+08:00

富士康模式與中共困局

2010-12-14T16:25:00.000+08:00

　　同是啟動工業化，中國大陸的富士康靠的是疏遠親情，不許工人有感情生活。反之，工業化起步時期的日本，靠的是強化親情，工人之間締結情誼，長官視下屬如子弟，彼此以企業為家。日本用親情聯繫及照顧個性的方法發動工業化，是由於其工業化是與憲政民主和國族建設（nation building）同步進行，社會充滿科學研究、多元思想、文壇怪傑及藝術實驗。在現代化之際，也保存象徵國族文化的傳統生活和農耕風俗。這是正常的國家現代化歷程。
　　日本工廠在初期強調親情團結，是由於工廠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產品出口和內銷並重，要依靠工人的熱情投入及工程人員的創意，要工人有歸屬感，時刻提醒公司如何改善生產，發揮整體創意，回應本土消費者的工業品質需求和心靈需求。一家被標籤為不開心的工廠、甚至令工人連番自殺的工廠，是很難在本地消費者的心靈上長久立足的。
　　中共不是個正常國家。民初中國也經歷有如日本的工業化歷程，中共建政之後中斷，要待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才重新啟動，然而錯過了時代機遇，只能以廉價競爭海外訂單，滿足買家訂立的標準。工業方法是無情感無創意的大量生產。標準在海外，不在本土，消費者也在海外，不在本土，工人只需如實製造，不必熱情參與。富士康的模式，正正是中共的困局。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171

魔鬼在細節，地產霸權也在細節

2010-12-13T15:41:00.001+08:00

　　一名天主教神父在今年萬聖節的聚會中，指名道姓說某位知名地產商是魔鬼，引起軒然大波。不少人批評天主教教區在事件中向權貴低頭，亦有人指摘神父不應出言不遜，助長社會仇富之風。但卻未有評論員認真探討魔鬼的所作所為有甚麼特點，人人都會說：「魔鬼在細節中」；偏偏遇着神父以魔鬼來形容地產商的所作所為時，卻沒有評論員細心閱對相關文獻，耐心分析魔鬼的言行，再比對香港地產商的舉止，然後才作結論。歷史上對魔鬼的所作所為記錄得最詳盡的首推《聖經》，歌德的名著《浮士德》或許可以排在《聖經》之後，但當然遠遠落後。限於識見，本文只能退而求其次，探討《浮士德》一書如何描述魔鬼的所作所為，然後才討論神父以魔鬼來形容香港地產商是否恰當。

　　歌德的《浮士德》分為兩部，第一部在1808 年出版，第二部則等到1832年才出版。有關浮士德出賣自己靈魂的傳說早在1587年已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加以記載，他亦同時稱書中的魔鬼為Mephistopheles。從文學的角度而言，魔鬼是人創造的，指名道姓說某人是魔鬼也是一種文學手法，無非是形象化的言辭。地產霸權無孔不入，除了從政治經濟學的層次分析其運作，更可借助文學以至宗教的觀點，來一次全民總動員與之抗衡。 Mephistopheles 這名由人創造出來的魔鬼並不是青面獠牙，面目猙獰，在歌德的《浮士德》裏，他出場時是一名浪跡天涯的學者。他現身在浮士德的書房時，浮士德正在翻譯《約望福音》的第一句：「起初已有聖言」。約望福音的希臘文原文logos一字包含言、詞、概念、理性等意義，馬丁路德把這個字譯成德文的Wort，即言辭。浮士德卻十分懷疑，在劇中他高呼：「絕對不能如此信任言辭。」當Mephistopheles 現身時，浮士德卻立即問他姓甚名誰，Mephistopheles 嘲笑他既然鄙視言辭，根本毋須查問Mephistopheles 的名字。Mephistopheles 又嘲笑浮士德堂堂一名學者，平日苦心孤詣，務要探究事物的本質，現在卻要追問他的名字。浮士德不甘示弱地說：「像你這般材料，只要提起你的名字，本質便告分曉。」浮士德嘲笑Mephistopheles 無非是蒼蠅之神（令人厭惡）、破壞王或騙子。被浮士德苦苦相逼下，Mephistopheles 說他是那種力量的一份子，這種力量不斷想着作惡，但卻經常行善（A part of the powerthat always wills what is evil, that always does what is good.）。

名字即本質
　　《浮士德》是歌德畢生的代表作，以魔鬼來形容地產商是否恰當的爭議，歌德的《浮士德》提供了《聖經》以外最權威的見解。浮士德對着 Mephistopheles 這名魔鬼說：「像你這般材料，只要提起你的名字，本質便告分曉。」有謂「人怕出名，豬怕肥」，香港知名地產商的一舉一動是八卦雜誌爭相追訪的材料。像地產商這般材料，只要提起任何一位的名字，本質也告分曉。更有說服力的是Mephistopheles 說魔鬼不斷想着作惡，但卻不斷行善。無論是天主教或新教對邪惡（Evil）的定義均承自聖奧古斯定（St. Augustine），這位聖人認為邪惡不過是缺德（absence of virtue）而已。地產霸權令市民深惡痛絕，地產商不但要賺錢，而且要賺到盡。地產商用各種手段推高樓價，令人人捱貴租；又要在西貢大浪西灣和元朗南生圍等生態價值極高的地方興建豪宅，破壞大自然。說地產商缺德絕不為過，缺德即邪惡；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地產商雖然不似全球首富蓋茨和股神畢菲特那樣，把全部身家捐作慈善用途，但也經常捐獻，政府又新設「關愛基金」方便他們隨時捐獻。香港的地產商完全符合Mephistopheles 所說的那種不斷想着作惡，但卻經常行善的力量。
　　浮士德和Mephistopheles 唇槍舌劍的一段對話裏，起碼提供了兩個地產商是魔鬼的證明。但浮士德和Mephistopheles 對言辭（logos）的不同態度更為關鍵Mephistopheles 現身前，浮士德正苦思怎樣翻譯約望福音開首的一句：「起初已有聖言」。浮士德不接受路德的翻譯，關鍵不僅在於logos 一字，而在於整句說話。約望福音除了說：「起初已有聖言」，還說：「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浮士德質疑言辭竟然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但他還不至於否定言辭。相反，當浮士德和Mephistopheles 達成協議，浮士德出賣靈魂換取Mephistopheles 聽任浮士德差遣時，Mephistopheles 要求浮士德寫下協議，並在協議書上滴血為證。浮士德非常憤怒和不恥地說：「你這卑鄙漢子還要求證明？豈不知大丈夫一諾千金？你還不放心？我一言既出，便當終身履行？」雖然浮士德的義憤未免空洞和自相矛盾，他自己才質疑約望福音對言辭的信任。但他沒有質疑自己不會信守承諾，他認為自己言出必行。
　　Mephistopheles 這名魔鬼卻不接受言辭，不接受口頭承諾，原來連魔鬼也須要一紙協議。「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不接受言辭是魔鬼的本質。地產商售賣樓宇時設示範單位，並免費接載買家參觀，又會印製說明書和在報章、電視賣廣告，至於言辭上的解釋或說明則交由地產代理處理。樓宇買賣更必須簽署合約，不能說了算。
　　人的特質是能言能語，德國思想家班雅明說人是話語的存在（linguistic being），他更認為人的話語原本參與着神的創世話語。他引用《創世紀》2:18-20，指出「凡人給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班雅明雖然是猶太人，但他並不信奉猶太教或任何宗教。他的立場是既然《聖經》聲稱是啟示，必然會觸及語言的特點。他認為命名是語言最大的特點，對他來說，《聖經》創世紀2:18-20 恰好說明宇宙萬物的名字無非是人的命名。他因此認為人的話語或言辭原已包括宇宙萬物的名字，由於這些名字全是由人命名，人的言辭已足以解釋各種名字的意義。班雅明說的是人在伊甸樂園的處境，與今日的處境當然大為不同。言過其實、言不及義、言不由衷、言多必失、言而無信等等，說明人的墮落莫過於言辭的墮落。但另一方面，言出必行、一諾千金、言行一致、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等卻又說明事情並非無可挽回。
　　為了得到他的靈魂，Mephistopheles這名魔鬼甘願接受浮士德的差遣；從唯物論的角度而言，人的靈魂無非是人的言辭。班雅明認為只要唯物論跟神學攜手合作，定可戰勝任何對手。從神學角度而言，魔鬼無非要摧毁人的靈魂，因此Mephistopheles這名魔鬼不信任言辭，不接受浮士德的口頭承諾，堅持要一紙協議。無論是人生大事或國家大事，很多時都是以口頭承諾來處理。婚姻誓詞、法庭作供的誓詞、國家元首以至議員就職的誓言，全是口頭承諾。Mephistopheles 這名魔鬼不接受口頭承諾的情節，恰好形象化地點出魔鬼可怕之處。人的特質在於能言能語，人世間的事務又一向以口頭承諾、口頭應允來解決。另一方面，口不對心，講一套、做一套的事例卻比比皆是。魔鬼要摧毁的恰好是言辭，人與人之間因着言辭logos 才可以發展出dialogos，即交談、溝通，因而建立互信。魔鬼摧毀言辭，亦即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因此才有「疑心生暗鬼」的說法。

言辭互信瓦解下的世界
　　自從兩大超級市場出現後，小本經營的雜貨舖、士多、辦館等日漸式微。兩大超級市場原本只賣乾貨和冷凍食品，後來連新鮮豬肉、鮮魚、蔬菜等也一併出售，來一記「大小通吃」。光顧街市的攤販或雜貨舖、士多，顧客必須開口說出要買的東西。遇着相熟的攤販或雜貨舖伙計，顧客和售賣的一方會互相交談。走進超級市場顧客聽到的只是機器發出的聲音和一聲機械式的「歡迎光臨」。超級市場的設計是要顧客穿過一行又一行的貨架時，見到合眼緣的貨物便隨手取下放進購物車裏。超級市場的貨物又全都密密的包着，顧客只能閱讀包裝上的說明。光顧街市的攤販往往基於信任相熟的攤販，超級市場則用大量紙張宣傳甚麼「至抵價」，又聲稱為顧客做了全港性的格價。街市的攤販要求顧客信任他們的言辭，超級市場則一味標榜寫在紙張上的「至抵價」。在不知不覺間，超級市場荼毒市民的心靈，市民日常的購物習慣，從信任街市的攤販變成做精心計算的精明消費者。
　　街市和雜貨舖都是依賴言辭來運作，超級市場則是一處排斥言辭的場所，超級市場不設售貨員，光顧超級市場，全程一言不發。logos一字包含言、詞、概念、理性等意義，在街市或雜貨舖的環境，因為依賴言辭，顧客和攤販或雜貨舖伙計都可以從對方身上獲取各種原本不知道的事物，增長見聞。超級市場則是一處沒有言辭的地方，顧客購物的方式往往取決於物品擺放的位置、廣告宣傳和品牌效應等因素，亦即是言辭以外或言辭墮落後出現的因素。地產商經營超級市場享有近水樓台之便，加上近年地產商興建的樓宇全像堡壘一般，不設面向街道的店舖，把店舖集中在商場內。地產商經營的商場又優先出租予連鎖經營的集團或經營着名品牌的商號，即使地產商沒有直接經營任何零售業務，地產商早已主宰了整個社會的消費行為和購物模式。這種模式恰好是不接納言辭的模式，連鎖快餐店不設侍應，名牌的意思就是毋須再作說明和介紹。只要細心考察地產霸權的細節，地產商是魔鬼的說法不但站得住腳，而且更可以讓人們明白，不但魔鬼在細節裏，地產霸權同樣在細節裏。

馬國明《明報》世紀．Our City

人聲與雜聲

2010-12-07T16:22:00.001+08:00

　　市民大眾表達意見，被政府視為發聲，政府聽到聲音便算了。彷彿准你發聲，已是皇恩浩蕩。市民聽在耳裡，頗不好受。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電視和電影，小弟弟向黑社會大哥進言，大哥說：「你講嘢啊？」是輕蔑人家是說話機器。然而也有最低限度的尊重，對方是講嘢的人，不是發聲的機。
　　英文也有用發聲之語，用的是及物動詞voice，例如We must voice our opinion（我們一定要講出意見），用的是動詞來自voice（人聲、聲線），不是noise（雜音、噪音）。中文的voice和noice都是聲，翻譯的時候籠統用「聲音」，不分人聲與雜聲，便將人與機器混同了。
　　台灣也有「為台灣發聲」之類的講法，翻譯自voice our opinion，或者比喻詞make a noise，是作聲、出聲，不是發聲。台灣在國際被中共壓迫，台灣本土也有無從發言的弱勢群體，於是便有台灣在國際上發聲、弱勢者在媒體發聲的講法。弱勢要發聲，起初也許要用敲鑼打鼓，喧嘩叫喊，引人注意。說到底，弱勢要的是發言，不只是發聲。自己的發言被政府指為發聲，是輕蔑。國府（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外交上被消音，發聲引起關注只是是第一步，之後應該是發言和出聲。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和《三國演義．第三回》的例子，分別是「無敢出聲」和「不敢出聲」。民主時代，出聲就不應再在否定句出現了。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155

連鎖快餐店會否淘汰茶餐廳

2010-12-01T15:52:00.000+08:00

　　飲食集團「大家樂」被員工投訴一邊增加員工時薪，一邊卻把員工吃飯的時間扣除，不計入工時。飲食業職工總會把事情對外披露之後，網絡世界一片聲討，並發起罷食行動。面對廣泛批評，「大家樂」的管理層起初仍是振振有詞，一方面指出員工吃飯時間不計入工時的做法在飲食業界中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則說吃飯時間不計作工時，員工才可以安心吃飯，對員工有好處，不是刻薄員工。但大家樂管理層的涼薄言論只是激起更大的反感，正當全港罷食「大家樂」的行動蓄勢待發時，「大家樂」管理層方面終於感事態嚴重，宣佈改變初衷，員工時薪照加，但不會扣除吃飯時間。消息傳出後，飲食業職工總會附屬的職工盟宣佈取消罷食行動，並聲稱能逼使「大家樂」改變初衷是市民和工會的勝利。

快餐業的「福特主義」
　　勝利的講法其實言之尚早，事後不少評論指出事件是「大家樂」方面公關嚴重出錯而已。事實上，即使「大家樂」改變初衷，停止剋扣員工工資，它和其他集團經營的快餐業的經營方式其實很有問題，須要深入分析。「大家樂」的員工大多是以時薪計算的兼職員工，職業毫無保障，基本上可以隨時被開除，更大的問題是像「大家樂」這樣的快餐業更把一套「福特主義」的生產方法應用在飲食業上。像任何快餐店一樣，集團經營的快餐業提供的大多是預先煮好的食物。相比小本經營的快餐店，集團經營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食物集中在一、兩個工場大量生產，然後分送到旗下的店舖。在店舖裡，員工的工作全都經過仔細的分工，情形一如一九一四年美國福特車廠引用一整條生產線生產汽車，工人被安排在生產線上的不同位置，每天不斷重複某項簡單的工序。「大家樂」的員工也是每天在指定的工作崗位，不斷重複某一工序。
　　「福特主義」的生產方法完全不需要工人擁有特定的技術，這種生產方法亦令工人永遠都不會擁有技術，任何一個工人都可以隨時被替換，一代笑匠差利卓別靈的電影《摩登時代》早已細緻地刻劃了「福特主義」這種把工人變為機器附屬品的生產方法。「大家樂」或「美心」這些集團經營的連鎖快餐店同樣不需要旗下的員工擁有特定的技術，快餐店的運作方式亦令員工永遠都不會擁有技術，一個一世為「大家樂」或「美心」快餐店工作的工人永遠是一名非技術的勞動者。
　　「大家樂」千方百計剋扣員工工資的做法固然令人不齒，但「大家樂」員工缺乏議價能力才是問題所在。「大家樂」的員工像電影《摩登時代》的工人一樣隨時可以替換，香港的教育制度又每年不斷生產大量既沒有技術，也毫無工作經驗的待業青年，「大家樂」或「美心」等連鎖快餐店不愁沒有工人用。「大家樂」事件暴露的問題不單只是「無良僱主」的問題，更在於香港社會的所謂繁榮進步其實是一種畸形和扭曲的經濟模式，這套模式造就大集團吞併各種小本經營的行業。

劣幣驅逐良幣的惡劣例子
　　就像大型超級市場取代小本經營的士多和雜貨店一樣，集團經營的連鎖快餐店亦有可能淘汰小本經營的茶餐廳。後者的運作方式十分傳統，需要一班熟手員工，尤其是一班有經驗的侍應；連鎖快餐店的一套運作方式則十分機械化，連侍應也不需要。連鎖快餐店除了享有規模經濟的優勢，對員工的需求非常有彈性，剝削員工的方式不僅限於剋扣工資，再加上財雄勢大，小本經營的快餐店早被淘汰，餘下的茶餐廳能否招架實屬未知數。在政府的高地價政策下，香港的租金不斷上升，在一些地區（如領匯旗下的商場），小本經營的茶餐廳無法負擔租金，連鎖快餐店漸漸變成壟斷。大型超級市場取代士多和雜貨是典型現代企業取代傳統家庭手工業的例子，勉強可以被人看成是社會進步；但若然小本經營的茶餐廳被連鎖快餐店淘汰，便不過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惡劣例子而已。
　　暫時來說，提出茶餐廳被淘汰的問題未免有點兒杞人憂天，茶餐廳以靈活和多樣化見稱，連鎖快餐店則必定一板一眼，依著某種套路運作；兩者的格調和運作方式完全不同，按理應能並存。茶餐廳是香港社會特定環境裡的產物，它體現殖民地年代政府脫離民情下，市民只能自求多福的特定社會條件；茶餐廳絕對是小市民發揮「唔會話唔掂」、「係得嘅」（Can Do）的精神而出現的。記得中環曾經有一家茶餐廳，在門外標明出售「正宗日本綠茶雪糕」。一間食肆標榜「馳名海南雞飯」或「正宗貴妃雞」可以說名正言順，但一間平平無奇的茶餐廳標榜「正宗日本綠茶雪糕」實在需要勇氣，這種勇氣恰好是小市民勇往直前，「唔會話唔掂」的勇氣。但形成這種可嘉的勇氣的社會條件是否仍存在？當「領匯」罔顧公屋居民的基本需要，大灑金錢美化屋邨商場後大幅加租，逼走各種小本經營的小商販，當地產霸權的魔爪愈伸愈遠，當市建局的重建項目逼走舊區的小商戶，換來租金昂貴的大型商場，小市民發揮「唔會話唔掂」的社會條件早已蕩然無存，茶餐廳被連鎖快餐店取代的想法並非杞人憂天！

馬國明《CUP Magazine》　city flaneur

烏溪沙

2010-12-01T15:32:00.000+08:00

　　一九八一年的暑假，讀中六，生物科老師許達強組織了一次戶外考察，地點是烏溪沙青年新村。生平第一次宿營，在小營房住三日兩夜，之前只有露天野營。考察的地方是烏溪沙的海岸，大概是西沙海灘吧，有很多紅樹林，其次是馬鞍山的草坡和山溪。紅樹林可以看到彈塗魚、小魚和蟹，海裏有紅色橙色的海星蠕動，偶爾有海膽。生平第一次見游動的海星和海膽。所謂考察，是用繩畫幾個網格，盤點生物數目。紅樹林在淡水河口，需不需要量度潮汐和水流，不記得了。草坡和山溪的生態學考察，也是用網格的方法，但要量度風向和水流速度。海風大，雨水少，山林貧弱，馬鞍山的草坡和山溪的生態，比起元朗八鄉的貧乏多了，草蜢的種類稀少，不見草龍和蜥蜴出沒，山溪無蠑螈、鮎魚和膨皮婆。
　　讀中四的時候，也與同學去過大棠的山谷做地衣數目統計，評估空氣污染程度，也去過大埔的松仔園做生態學考察，大嶼山也好像去過，四處遊山玩水，似郊遊多些。記憶沒有在烏溪沙的清楚，大概是逗留的時間長，又有住宿，不似郊遊。至於誰與誰一組合作考察，記不清了。記得的，是晚上在青年新村的足球場的樓梯看台飲汽水聊天，天上有斑斑點點的星。當時烏溪沙一帶荒涼，夜晚烏黑一片，即使青年新村有路燈，也是昏黃的那種。最記得的，是不知何故，要從馬鞍山的草坡走回青年新村，途中經過一些黃泥山崗，被鏟泥車挖得一坑一坑，有積水和濕泥，沾滿一腳。當時不知該處要建成公共屋邨、居屋和私人樓宇住宅，港府要開闢馬鞍山新區。只是覺得茫然，好端端的山崗，夷平了做什麼呢？四周沒有車路和人煙，只有呼呼的山風和飛舞的泥塵，像開露天的礦坑，然而馬鞍山的鐵礦已開採淨盡，山頂只留下一些礦洞。鏟泥車亂挖山地，有很多阻礙前進的積水和濕泥，原本好好的山崗不見了。眼前的情景，令人費解，心下茫茫，中學畢業到哪裏去呢？
　　烏溪沙那地名，我讀小學的時候也聽說過。鄉里之中，有一個是賣玉石的，他常到西貢和烏溪沙一帶的山溪，沿岸找石頭，敲開石皮看看內涵。運氣好的話，可以找到一些次級的玉石或美石，可以用來做工藝品雕刻。馬鞍山區議會的資料說，烏溪沙原名烏龜沙，因為不少烏龜在該處的沙灘產卵，該地仍有烏龜沙咀的土名，可為佐證。其後因馬鞍山流下的溪水含鐵沙，溪水呈烏黑色，因此改名為烏溪沙。大概烏龜少了，便多注意黑沙，於是便要改名。我推想，當地一帶都是客家村落，烏龜爬石壁或烏龜爬沙壩，在客家話的諺語裏，都是「等死」的意思，凶多吉少，當然要改名了。
　　一九八二年入中文大學英文系，去了一次烏溪沙宿營。一九八六年秋天，去了香港青年作家協會的文學營，四處荒涼如舊，一群文藝青年與作家宵夜看星談天。八十年代末，馬鞍山新市鎮成形，沙田有幾條車路通往馬鞍山及烏溪沙，亦開闢了通往西貢區的西沙路，烏溪沙的交通變得方便。二〇〇四年馬鞍山鐵路通車，烏溪沙建了火車站。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要出聲，不要發聲

2010-11-30T15:59:00.000+08:00

　　面書的朋友察覺到近來香港政壇和報章經常出現「發聲」一詞，實在受不了，問我何解。「發聲」本是虛泛的物理動作，如今卻取代實有所指的詞彙，如發言、訴說、質問、申訴、抱怨、抱不平等等。
　　年前，電子詞典面世，標榜可以「發聲」。先是機械發聲，委婉說是「電子發聲」，後來記憶容積大了，可以貯存真聲，便大大宣傳是「真人發聲」。網上的國語辭典說，發聲是「聲帶因振動而發出聲音，多為音樂歌唱練習時的步驟。」也是說物理振動，或者調控物理之振動，例如聲樂家之練習唱腔。聲樂家練習唱腔，戲曲家吊嗓子，真的是發聲而已，啊啊啊啊的抑揚頓挫，不必唱出曲文的。這叫發聲。
　　集權政府另用人工語詞，消滅自然詞彙，回歸之後，一貫如此。曾蔭權的名言：「我聽到市民不同的聲音。」也許他無意當市民是不同頻率和調值的發聲裝置，只是跟隨政府大流，是政治無意識之作。
　　發聲來自粵語的歪寫。本語是「出聲」，有不滿或憤怨，不要死忍，要出聲。後來有人覺得「出聲」不雅，便改為「發聲」，卻墮入了原有詞義的陷阱。粵語的「出聲」，是不平則鳴，來源古雅，是寫得出來見人的，《三國演義》也有，自以為是，轉了「發聲」，反而將人變物，弄巧反拙了。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141

華商成魔之路

2010-11-23T15:50:00.002+08:00

　　本地某些華商財閥有一段由人變鬼的歷程。他們原本是香港人引以為榮的奮鬥楷模，本來是夠膽與洋商硬碰的本地小子，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將他們捧上了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回歸前的中英勾結，釀成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
　　商人無祖國，魔鬼無信仰。這些人食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布下網羅霸佔市場，利用地產霸權壟斷生產資源，用盡各種違反商業道德的方法，剝削勒詐。英國人執政的時候，他們悶聲發大財；英國人走了，便按捺不住，大發官威，走出來指點江山。
　　懂得做生意的人是不會殺雞取卵的。他們是食政治飯長大的，故此他們根本不需懂得做生意。他們殺雞取卵，違反道義，但他們沒有犯法，原因是他們不容許懲治他們的法律通過。即使現行法律足以制裁他們，政府也會投鼠忌器，從輕發落。
　　財閥是家丁，政府才是主人。財閥的醜惡行當，是政府的本來面目。政府縱容外判商剋扣飯鐘錢，也容許剋扣飯鐘錢的商人進入「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彼此同聲同氣，同撈同煲。政府促成屋邨的領匯與私營的商場一起剝削中小企，正是朋比為奸，蛇鼠一窩。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125

房屋政策與社會規劃

2010-11-16T15:46:00.003+08:00

　　人不能離土而居，土地或樓房產權於個人而言，是基本生活條件、家庭財富累積工具甚至是生涯規劃的歷程。土地房產的政策，是國之大政。
　　二次大戰之後，西方有兩大類房屋政策。第一類是福利國家提倡的公共住宅，類似歐陸的廉租屋、香港的公屋。此法迅速滿足住屋需求，人民毋須花費巨款買屋，毋須拼搏賺錢，餘暇較多，有閒錢花費，百業繁榮，人民產生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對政府的信任，一下子令社會穩定下來。以前香港政府大量興建公屋，也是期望在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之後，迅速穩定難民社會，加強港人的歸屬感，信賴政府。
　　廉價公屋令民眾安居，又可隨時轉工和搬家，人的流動和混居，刺激文化創意。人民不以房產作為累積財富的工具，不急於儲蓄。久之，人民雖然認同國家，但思想自由，行為多元化，政府魄力不足，便失去權威。
　　第二類房策是美國和日本的方法，以私人主導房屋供應，發展商興建新屋，銀行供給低息房屋貸款，業主長期供樓。人民以擁有房產為榮，為了償還貸款，辛勞工作，屋貸成了共同的生涯規劃（life planning），背負住屋貸款的人往往膽小怕事，不敢造次，在政治上因循守舊，自私短視，有利於維繫資產階級黨團主導的政治。
　　香港回歸之後的房策轉變，如是觀之，真相大白焉。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103

飯鐘錢不是白給的

2010-11-16T13:57:00.001+08:00

天下沒有白食的免費午餐，也沒有白給的飯鐘錢。飲食業競爭激烈，必須機關算盡，才可以立足，然而為何很多餐廳依然贈予員工膳食及「白付」食飯時間的工資？難道如工業總會主席孫啟烈說的，要鼓勵「不勞而獲」？
　　近日有經濟學家評論，說顧客的觀念改變，要求企業具備社會責任，當個良心僱主，企業只得順從潮流，滿足市場；另說公司應做企業公民，關懷員工及社群感受，不能只顧盈利。
　　做生意不是開善堂，中場用膳的非勞動時間付酬，有其經濟理性。本欄上周略論，餐廳員工食飯稍息之後馬上復工，一如勞動期間上廁、坐下稍息或舒展筋骨一樣，都是恢復生產力的時間，而恢復的生產力是全部回饋到工作崗位的，因此應該付酬。有些公司甚至鼓勵工人飯後伏案午睡片刻，也是基於同一道理：休息可以維繫生產力。
　　精細論述，必須回到時薪的合約安排。不同的勞動環境，有些用件工，有些用時薪，有些用周薪或月薪。計算勞動報酬，以「件工」最清晰，按完成的件數付酬，多勞多得。餐廳的煎蛋炒菜、掃地洗碗都可以按件付酬。然而件工容許自行調節速度，可以快做或慢做，由於餐廳的工作必須同步(synchronize)，隨機反應，無法實行件工制，必須用時薪。打烊之後的洗碗，慢慢來，不須同步工作，原則上可以用件工，然而餐廳也付時薪，不按碗碟之數計酬。原因是點算碗碟太花時間，付出過多信息費用，不若用時薪的簡便。
　　用時薪計算，也有麻煩，老闆與員工都在博弈，各自心中有一把尺：同是一個小時，老闆期望多做一些，員工期望少做一些。付酬方面，老闆以清閒鐘點為準，自己要少付錢；員工則以忙碌鐘點為準，要老闆多付錢。時薪可以分開忙鐘與閒鐘付酬，但一般是支付平均值，免去區分忙與閒的麻煩。平均算值可以減少老闆與員工的博弈，為了減低平均算值的爭吵，最好是將忙與閒的差別模糊起來，假若在忙鐘、閒鐘之餘，再加一個空鐘－－休息時間，可令員工感激老闆「蝕讓」時薪給工人，便不斤斤計較鐘點之忙閒。然而，這空鐘其實依然列入平均值的計算之內，應該算是閒鐘。不過在觀感上，員工好像不勞而獲，撿了便宜，這令勞資關係和諧起來，減少爭執，提高效率。工人獲得飯鐘錢，甚至按月付薪，是因為老闆要減少爭執，珍惜與工人的和諧關係。這是本於經濟理性，不算是甚麼社會責任。
　　天啊，工作間哪有不勞而獲的事？有老闆提出不勞而獲的歪論，只是說明，香港很多老闆根本沒經濟頭腦。沒經濟頭腦，卻可以在香港大發特發，指點江山，這是香港的經濟奇蹟了。

陳雲《am730》小歇　轉角

讀《李光耀回憶錄》領會共黨作風

2010-11-14T15:34:00.002+08:00

　李光耀是名副其實的新加坡國父，他主力創立新加坡國，而且一直看護國土，處處為新加坡着急。家父祖居馬來西亞的沙巴州，童年家中最重的一本書，是硬紙印刷的《世界地圖集》，家父久不久就指住海外的家鄉，地圖寫「英屬馬來亞」。那是一九六三年之前出版的地圖集，馬來亞仍未獨立建國，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亞聯邦、沙朥越、沙巴和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兩年之後，一九六五年，聯邦排斥新加坡，新加坡被逼獨立建國。爾後，這政治家被逼在彈丸之地，在極少的格局內經營他的小天地。

海外中華破滅
　　馬來西亞聯邦之建立，配合美國圍堵中共，當時南洋活躍的政治勢力，是馬來亞共產黨，是中共在海外的附庸。華人政治與共黨政治重疊了，顧及美國的戰略需要，新加坡即使華人為主，也不能建立海外中華，新加坡要建立一個複合的國族。
　　南洋華人並非不熱中政治，而是一開始便吃了苦頭。廣東梅縣的客家人羅芳伯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成立「蘭芳公司」（類似「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統治組織），向清廷朝貢，復於一七九五年在沙朥越的加里曼丹建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至一八八四年），首領尊為「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倚仗清廷的庇護，招攬馬來酋長加盟，擴大版圖。第一任總長是陳蘭伯，第二任是羅芳伯，於是國名就叫蘭芳共和國。這是海外華人第一次、也許是唯一一次的海外建國。後來中法戰爭爆發，荷蘭人重新攻略沙朥越，蘭芳共和國兵力不足而覆亡。此後，南洋華人一般以入籍掩藏身分，依附殖民地政府或土著政府，官商勾結，並不主導政治，即使泰國和菲律賓不時由華人主政，也掩飾華人身分，不圖海外中華之舉。

香港學不了新加坡
　　回歸之前，新加坡每每北望，看看有什麼可以從殖民地香港學習；回歸之後，香港每每南顧，看看什麼可以模仿新加坡。新加坡可以學香港，香港學不了新加坡，純是體制所限。新加坡即使面積小過香港，但新加坡是國家，有國族的立場和雄圖，可以號召官商民一起行動；香港是欠缺政治主體的殖民地，除非政府手段靈巧，行政得宜，並不能號召民眾歸心。新加坡的國民福利（組屋及國家公積金）、科技轉型和文化園區，香港只能看，不能學。看《李光耀回憶錄》（一九九八），最有參考價值的，反而是他與共黨周旋、離離合合過程之中，錄下的個人觀察。
　　李光耀雖然是華裔客家人，但英國化甚深，他無心復興海外中華，除了國際冷戰格局的限制，也許與他當年領教過的共黨作風有關吧。他「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列寧主義就是領袖集權，成員必須服從，泯滅人性。

共黨的三大作風
　　李光耀當年與英國殖民政府周旋，靠的是城市工人和客家鄉親，但他沒有拉攏馬來亞共產黨（馬共）。《李光耀回憶錄》（上冊）說載了這位機巧政治家對共黨的判斷，就是粗野、造假而且毫無底線，行事罔顧人命，為求目的，可以犧牲同志。
　　李當初很仰慕共黨的組織紀律與同志感情，後來領教了共黨內部的秘密網絡、粗野舉止和互相出賣，不再心存幻想。共黨採取單線的人事組織聯繫，毫無綱紀，各線之間互相監察和檢舉，黨員之間無信無義。共黨青年愛玩「估領袖」的遊戲，同志之間用扯耳、眨眼、摸鼻的身體動作引起同志注意，從而洞悉誰是人群之中的領袖，該領袖隨後物色接班人，改變動作，叫同伴繼續猜。遊戲達到的效果，就是隨時準備領袖更替，繼續效忠。至於造假，最明顯的是群眾大會，李說「他們是出色的舞台監督」演講者在上面演講，下面安插了鼓掌員和歡呼員，以機械性的時間和節奏，鼓動民眾情緒。遇到黨外的人演講，不論口才多好，只要偏離共黨路線，台下的鼓掌員和歡呼員便裝出冷落模樣，發出尖叫和噓聲，塑造群眾反應。這種技巧只能蒙蔽下層民眾，卻令受過教養的人反感，恥與為伍。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工會組織罷工和暴動，晚上十點，工人及聲援的華校學生包圍一輛英國警官的巡邏車，擲石攻擊，警官發出求救訊號之後，開了四槍突圍。警官並無瞄準群眾，但一顆子彈擊中一名學生，肺部中彈。其他學生不單不將傷者送入醫院救援，反而將他抬上一輛貨車，在市區遊行示威三個小時。送抵醫院時，學生已經斷氣。李光耀痛心其事，說「他是有可能保住性命的。然而如果一個殉難者能夠挑起革命的烈火，一條人命又算得了什麼？」基於現實政治，共黨可以打交道，但其作風，從政、議政的人，必須看清楚。粗野、造假、處事毫無底線，看李光耀的回憶錄，這三點共黨特質，是最大的教訓。

陳雲《明報》開卷看世界

關人「肥」事！？

2010-11-10T13:49:00.000+08:00

　　我戴着一副手造圓框眼鏡，年輕稍露皺紋的三角眼充滿憂慮地瞅着你，「你不明白啦，你不會明白的啦！」我的聲音比一般男孩子高出一個音階，說話永遠像在趕巴士般急逼，喘不過氣來。「我一個人，那麼肥，走遍了香港街頭，香港真是個非常非常寂寞的地方。一個肥人在那種城市的夜晚，甚麼事都會做得出來。」
　　為了解釋我為甚麼會連續一個禮拜都困在蝸居，我開始叨叨絮絮說起我賤肉橫生的故事。我說我父母都是個肥人，因為遺傳，我是一生出來就肥的那一種：骨頭既粗且重，頸短而嘴饞，總喜歡將人家吃未完的東西一手包辦。後來更像「巨食症患者」一樣，因為壓力太大，自己無能為力，心情不佳時，唯有以食物來抗議——用口腔的咬動，狠狠地吃去心理不平衡。結果，我吃出了肥碩的身形。

不能像堆爛泥
　　肥碩的身體，只是個語焉不詳的說法。查實，我的肥碩有很多較具體的描述，例如白鴿眼、豬膽鼻、膶腸嘴、麒麟臂、水桶腰、豪華臀、甲組腳。顯然，那樣可歌可泣的個人成長史，並沒能使一滴眼淚在你的眼眶裏轉動，雖然我的聲調已因強烈的自憐而哽咽，甚至帶點哭腔。
　　我身上的，是在Ralph Lauren Polo買回來的全白恤衫，拿着全新的Nokia C7手機，背包是在特價場搶回來的用防彈物料造成的Tumi背囊。你看着我，白淨、斯文、口齒清晰、打扮整齊，看上去完全誠實可靠，勤奮進取。可是，我卻宣稱全香港找不到一處自在的地方。
　　從頭到尾，我說的話一點道理都沒有。你還聽着，沒有開口，我卻激動起來，收了嘴，一陣風似的轉出去。人們緊跟着進來，輕聲細語地解釋：「你一定要跟他說清楚，沒有人可以自暴自棄。這是原則問題。每朝每晚，沒有人知道他吃過甚麼，做過甚麼運動，看過甚麼醫生，隨便糟蹋自己，將來那些醫藥費用真是不敢想像。他不能像堆爛泥一樣，覺得天生天養。肥人總是如此：今天的事今天做，明天的事不知道！要是這樣，他得回家裏去。」
　　啊，爛泥。啊，肥人。在香港，我迴避不了這個名詞。搞不清楚關於「現代」、「健康」、「文明」、「有型」、「上進」、「醒目」、「效率」等名詞的定義，個性固執不通情達理，無法與人理性而緩慢地對話，缺乏健康意識，超過三年沒有做身體檢查，不懂穿着掩蓋肥肉的時尚衣服，還不停吃零食、薯條和漢堡包……這類人格特質一律歸於「肥人」、「爛泥」。
　　事情並沒有完結。隔天早上，我的電郵總是包含了一些大量的瘦身纖體資訊：穴位減小腿方法、香蕉減肥餐單、減肥咖啡、春天減肥法、夏天減肥法、秋天減肥法、冬天減肥法等。有時，還有些充滿鄙夷的笑話謎語，以供反省：「甚麼動物不需要減肥？豬。甚麼人在外星人侵襲地球時最快被殲滅？肥人。」

愈漸變成三位一體
　　一直以為，我們都把自己的身體看成是「我的身體」，意即是它從不屬於任何客觀物質的一種觀念。但在現代社會中「我的身體」，早已轉移至「政治大多數的」、「經濟大多數的」、「文化大多數的」、「美學大多數的」、「道德大多數的」身體。視覺文化研究學者Nicholas Mirzoeff在《身體景觀：藝術、現代性和理想體型》中，一反「我的身體屬於我自己」的常識，提出：「你的身體並非它自己，也不屬於我所有，而是受到藥廠、帶氧舞蹈、截腸法、減肥法、卡路里……所控制。身體原是抵抗全球化命令的最後戰場，而現在則是第一個被征服的對象。」既是最後戰場又是第一個被征服的對象，不啻是我們這時代的悖論 (Paradox of Our Time)——對健康緊張，對美麗執着，對身體敏感，就算不惜傾家蕩產也要買盡健康食品，參加消脂曬黑瘦面灌腸美白護膚修腿豐胸療程。事關，身體不止是身體，它更是身分和身價。
　　身體、身分、身價愈漸變成「三位一體」。它涉及一連串關於詮釋、選擇和行動的社會過程，當中有很多角色需要扮演，並有着緊密的社會制度作為搭檔。譬如「肥」，它一面讓你合理地避開一些社會責任，又同時要求你遵守唯一的道德：「餓着肚，死得早，留下美麗的屍體。」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台灣實踐大學營養學系的學生，組織了一支「肥胖糾察隊」，誓言要「將肥胖趕出校園」。一天，在眾傳媒的見證下，糾察隊在校園隨機攔住一個小胖妹，將之團團圍住並眾口一辭質問：「請問你不覺得自己太胖嗎？有沒有想過減肥？你知道肥胖對身體不好嗎？」小胖妹被嚇得當場哭了。這個相當煽情的畫面，引爆了台灣社會對「肥胖歧視」和「外貌歧視」(Lookism)的辯論。網絡上大幅動員的郵件抗議行動，最終逼使大學校方要為此事公開道歉。
　　香港呢？一名體重逾二百五十磅的年輕女子，在旺角一幢商業大廈高處墮下，壓翻後巷一輛電單車及木頭車，救護員到場證實她已香消玉殞。據報，她是因債台高築和減肥失敗，而走投無路。或許，在一念之間，她只覺自己是他人眼中的釘子。她的努力、乾淨、規矩，都等着被收藏到儲物櫃的最深處，靜靜地與世界脫離關係。悲傷是主要的情緒，卻不曾張揚。只有她一個人知道，也只有她一個人承受。那是種結束的感覺。
　　是的，一切都結束了。結束得如此利落，彷彿她從不曾存在。

邵家臻《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最低工資的鬧劇

2010-11-09T22:14:00.001+08:00

網民號召抵制之後，大家樂集團知機，取消剋扣飯鐘錢，員工終於享有加薪。財閥不戰而退，良心市民與貪婪財閥決戰不成。
　　這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為何在商界欠缺承擔之下，勉強通過最低工資立法？蠱惑商家會出盡法寶欺壓工人，務求薪金不會上升。剋扣中場休息以恢復生產力的合理薪給，加強勞務、扣減福利、重訂合約等，都令僱傭條件更為惡劣，令薪酬計算更為隱晦難明。原本業內通行的薪酬和福利，會因而變得處處不同，員工簽訂僱傭合約，有如面對蠱惑電訊公司的服務組合。此中，增加的是資訊難度，損耗效率，引起紛紛擾擾的勞資糾紛和社會抗爭。目前，最低工資立法的規限不嚴密，反而令致勞動合約條件惡化，更加剝削工人權益。在目前大僱主集團的刻薄作風之下，這是可以預見的。
　　最低工資就是政治化了的工資。商界沒有社會責任共識、政府也沒有政治意志貫徹，便遽然推出，勢將惹來紛爭。港府不單只缺乏政治智慧，而且缺乏最起碼的政策常識和政治承擔。大家樂的主席身為最低工資委員會成員而做出剋扣行為，令員工薪酬不加反減，令最低工資的政策形同虛設，政府卻不吭一聲，就說明政府毫無政治承擔。
　　合理的工資應是僱主與僱員在公平談判的環境下達致的，立法規定之，只會干擾博弈過程。要勞工薪酬合理，首先要通過的法例是僱員的集體談判權，賦予工人均勢的薪酬談判權，形成合理的僱傭合約的大環境，然後再來訂立最低工資。工會放棄爭取集體談判權，改而爭取較為容易爭到的最低工資，以為是捨易取難，其實是本末倒置，後患無窮！情況有如回歸之前不決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而改為爭取較為容易爭到的、被私人基金公司把持的強積金一樣。
　　補貼低薪工人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負入息稅」。即是用平均生活水平的方法計算標準薪酬，報稅的時候發現勞工的薪酬未達水平，便直接由政府支付差額，補貼工人的薪金。政府的補貼來自稅金，當中，公司的利得稅、高薪者的薪俸稅、賣地收入、儲備金的投資收入等，都是支付負入息稅的政費來源，大抵都是來自社會上較為富裕的階層的。如此，負入息稅便略可達到財富重新分配的稅制成效，而且進出救濟的機制比綜援網來得簡單，只要工人收入一旦重新符合水平，便無需救濟了。
　　然而，商界反對負入息稅，他們怕政府最終會加徵利得稅。最低工資嘛，更改合約便可以糊弄過去，甚至有賺哩。

陳雲《am730》小歇　轉角

國民虛偽，政府放心

2010-11-04T17:21:00.001+08:00

少年時代，醉心黃老之學，兵家、法家之流，也略有涉獵。如今重執教鞭，偶爾學子問起，興之所至，也會傳一些黃老道術，助其修心應世。數月前，課餘，有學生問，港府回歸之後推行國民教育之內容，明知違反西方通行道德，也不合中國之儒道傳統，坊間惡評如潮，師生機械應付，何以政府依然故我，而且不斷加碼推進？我不假思索，講出六個字：「二心之民易治」。此句雖有韓非子之筆法，但並非出自《韓子》。
　　愛國教育，就是要人民虛偽，三心兩意，鑑貌辨色，見好就收，見壞就退。虛偽之人最容易統治。當一個地區的人口膨脹而政府不隨之改革，就無法以正道統治，只能用奸邪之術。人口學是根本的文化政治，當中國人口超逾八億，香港人口超逾三百萬，便到達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可以負載的臨界點。此後，若政府不思進取，社會也怠惰因循，就只會見到文化沉淪，見到遍地的虛偽和犬儒。有許多的冷嘲熱諷，卻無論說功夫與動員能力。
　　不論忠奸、順逆，一心者難治。忠君愛國之民，與桀驁不馴之民，同樣難治。一心一意的愛國者，會要求政府與他們一樣愛國，捍衛國格，而當他們發現政府不符期望，丟失國格，便會成為逆民。一心一意的叛逆者，不消說了，只會處心積慮，務求推翻政府，重立國體。只有虛偽之民，才會有私利而無公心，容許政府首鼠兩端，上下其手。獨裁政府能夠長久，都不全是笨蛋，都略有治術，就是用半吊子的愛國教育，令人民生其二心，既不愛國，也不叛逆，而是懂得鑑貌辨色，投其所好，如陰謀家一樣地進退自如。政府帶頭虛偽，人民也覺得是本該如此。認真，你就輸了。
　　現代科技也為愛國教育添柴加火。各種電子廣播，各種電腦機器，令人民左顧右盼，沉迷在一心多用的multi-tasking之中，足以勞累其心，磨蝕其志。通勤公車上，白領和學生都在掌中的小熒幕上忙碌，大老闆見了就很放心。於集權政府而言，專心一志讀書報的人，思想獨立，固然可怕；專心一志耕田或開動機械的人也可怕，因為純然的體力勞動者也是心志沉靜的，是故工農從來都是革命之源。服務業的人口多了，最好統治，因為服務業的人很多是心意繁雜而舉止虛偽的。香港政治沒有完成憲政民主，而社會就轉型到服務業，高地價政策驅趕小企業主、小販、自僱勞動者，成為大集團的服務員，中小學的門口如旺角的歌舞廳一樣掛滿彩色招徠畫報，老師和學生都被訓練為高喊「歡迎光臨」的人，官商勾結的霸權階級看見，就很安心了。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盂蘭節不可兒戲

2010-11-02T17:25:00.000+08:00

哈囉喂過去了。但凡哈囉喂前後，崇洋辱華的人循例挖苦中國風俗。這些人不學無術，對中西宗教之學不清不楚，便胡亂比附，說同是鬼節，西洋的萬聖夜比中國的盂蘭節有多一些寬容、幽默和童趣，連鬼也是西洋的比中國的可親。
　　中國的盂蘭節滿街燒衣，鬼氣蕭森。西洋的哈囉喂可以變成遊樂節目，而中國的盂蘭節卻不可兒戲，此間有正統宗教與異教風俗融合的原因。哈囉喂的鬼節祭祀，是凱爾特人的舊風俗，基督教進入英倫三島之後，鬼節成了異教（pagan）風俗，與基督教不可相容。基督教可以將鬼節排斥，列為迷信，也可將之納入教儀，與萬靈節（十一月二日）結合，成為悼亡儀式。
　　在庭院點燃南瓜燈，叫鄰居代為禱告，使亡靈安息，也有鄰居見了南瓜燈，憐憫人家新喪而貧窮，便在燈下放幾枚布施的銅錢。後來，悼亡的風俗疏淡了，頑童也有偷銅錢去買糖果的，於是哈囉喂風俗便變成獎賞夜遊小童的節日：在庭院或門口擺放點了蠟燭的南瓜燈，示意小孩可以上門討糖果，也有索性在南瓜燈前放糖果的，方便小孩取食。
　　哈囉喂變成鼓勵小孩夜遊的風俗，類似中國的中秋提燈夜遊，或廣東舊時年三十晚小孩提燈外出，帶了紅雞蛋、有芽芋仔和香火出外「賣懶」，邊走邊食，唱賣懶歌謠，直至村口或鎮外的水井，將香火插在井欄而回。
　　盂蘭節並非異教風俗，而是佛教本身的祭禮，道教吸收盂蘭節而成的中元節也是視為己出，同是超渡孤魂野鬼的大慈悲之祭。盂蘭節由教義引申而出，故無法俗化為玩樂節慶，也少有童趣。然則，與盂蘭節教義略近的廣東的太平清醮，有兒童飄色和搶包山之遊藝，也算開了點禁，但也僅止於此。
　　同理，聖誕節也原本是羅馬人的冬節慶典，故此基督教也將之納入教儀，變成聖誕節，而且容許俗化，成為贈送禮物和飲食狂歡的日子。
　　至於復活節，是基督教本有的神聖日，除了復活兔、復活蛋、十字包之類有一點童趣之外，絕不容許俗化，也沒有商家謀算復活節的狂歡生意。何時盂蘭節可以玩樂消費？那要等到佛法消沉的末法時期了。

陳雲《am730》小歇　轉角

世界正在看The World is Watching

2010-11-01T15:56:00.002+08:00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不但將獎項頒給爭取人權而身陷牢獄的劉曉波，還在新聞稿中指出中國政府違反自己的憲法，剝奪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基本法》承諾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但回歸十三年，承諾依舊落空。《基本法》是小憲法，中國連自己的憲法也不遵守，小憲法當然不會理會，何況還有「釋法」這把尚方寶劍。

出爾反爾的中共
　　Ｏ八憲章的起草人之一，現時身陷牢獄，兩年前被中國大陸政府以顛覆國家罪名判刑十一年的劉曉波，十月八日獲本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消息公佈後，中國大陸政府全面封殺有關報道，中國外交部除了傳召挪威大使抗議之外，只是十分低調地在其網頁發放一段簡短聲明，指頒發和平獎給一名被判刑的人，是褻瀆了和平獎。早在消息公佈前，中國外交部已發出強硬聲明，指頒發獎項給劉曉波並不適當。以中國大陸的作風，肯定事前透過各種外交渠道，向挪威政府施壓，不要頒和平獎給劉曉波。正如不少論者指出，諾貝爾各獎項的委員會全是獨立的組織，不受政府影響，中國大陸施壓不會奏效。公佈和平獎得主時，委員會主席特別強調揀選劉曉波是基於他多年來不屈不撓，爭取人權。委員會不會理會獲獎的人是否是某政府的階下囚，委員會的新聞稿指出他們一向十分重視人權跟締造和平的密切關係，又特別引述中國大陸憲法的第三十五條，當中列明中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和其他權利。新聞稿不客氣地批評中國政府違反自己的憲法，又違反了其他中國政府已經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無懼中國政府施加巨大壓力，揀選劉曉波為今年的和平獎得主，消息傳出，一方面令人振奮，另一方面則令人神傷。令人神傷的是像劉曉波這樣不畏強權，奮力爭取人民應有的權利而身陷牢獄的人並不少。除了胡佳、趙連海、譚作人等為人認識的維權人士之外，還有很多、很多不被外界認識的人。令人振奮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所說的，他們夫妻二人經歷的都是災難，終於有一個好消息。劉曉波獲獎，對所有國內的維權人士都是重大的鼓舞，即使對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香港的《基本法》第六十八條有關立法會的產生方法，清清楚楚寫著：「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但人大常委卻以充滿爭議的「釋法」把「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日期一拖再拖，不久前在民主黨支持下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的政改方案，完全缺乏落實「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不但將獎項頒給爭取人權而身陷牢獄的劉曉波，還在新聞稿中指出中國政府違反自己的憲法，剝奪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基本法》承諾立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但回歸十三年，承諾依舊落空。《基本法》是小憲法，中國連自己的憲法也不遵守，小憲法當然不會理會，何況還有「釋法」這把尚方寶劍。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決定和聲明清楚無誤地向中國政府表達了這樣一個訊息：「世界正在看著」（The World is Watching）。

香檳事件成國際笑柄
　　事有湊巧，一群市民專誠到中聯辦慶祝劉曉波獲獎，一名帶了香檳的市民開香檳時，噴出的酒花濺中一名中聯辦的保安。該名市民竟然因此而被警察拘捕和落案檢控。美國有線網絡 CNN 報道了事件，並放上其網頁，短短一小時內便有過千留言。全是指責、嘲笑、挖苦或調侃中聯辦和香港警方的做法。一時間，香港政府成了國際間的笑柄，香港一向自誇是世界城市，當然知道「世界正在看著」，中聯辦和警方卻居然以為自己能隻手遮天。或許這件事恰好是目前中國人權狀況的寫照，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以永久執政黨自居，六十一年來拒絕實施民主改革，連Ｏ八憲章這般温和的改革呼聲也要大力鎮壓，無疑是將整個中國當作共產黨的黨產。香港個別評論員寄望劉曉波獲獎能促進中國大陸改革，但這一良好願望並沒有甚麼客觀基礎。

商品化的共產主義
　　一本早於九九年出版，但至今仍未能在華人文化圈受到應有重視的著作，最能說明中國大陸要進行政治改革，可能比登天更難。這書的書名是《 Commodifying Communism》，作者 David L. Wank 花了年半時間研究廈門的私人企業。他發覺廈門的私人企業全都跟當地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名義上是私人企業，但企業的一舉一動地方政府都要過問；但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卻非不必要的干預，地方政府事事過問是因為地方官員認為他們有責任幫助管轄範圍內的企業發展，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往往有好處的。作者還發現這些私人企業往往是由昔日地方官員一手創辦。
　　作者的研究不能算是甚麼新發現，但作者卻能將他眼見的現象概念化，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蹟」首先建基於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們的為官之道。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之後，黨內的改革派失勢，保守派全面主政。鄧小平眼見經濟停滯不前，才會在一九九二年訪問深圳時，發表他那著名的南巡講話。講話後出現官員紛紛「下海」從商的現象。這些官員憑著多年為官的經驗，從商後大多無往而不利。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蹟」在於中國不但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亦實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中國引入市場制度，逼國營企業的工人「下崗」之餘，各種權力仍是牢牢的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絲毫沒有放鬆。不過這些權力已經商品化，與官方關係良好又懂得經營的商人借助共產黨手裡的權力大展拳腳。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蹟」在於連共產主義也成功地商品化了（Commodifying Communism）。這是其他經濟體系不能比擬的，推行政治改革豈非是停止生產共產主義這種奇貨可居的商品，自斷財路？不過全世界正在看著！

馬國明《明報》世紀．Our City

南瓜燈

2010-10-26T12:00:00.000+08:00

十月將盡，西洋鬼節又到。
　　Halloween只是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萬聖節或諸聖節的前夕，是民間風俗，與基督教義無關。舊時香港將兩者混淆，近年已用英文原名或中文音譯「哈囉喂」稱之，不再妄稱萬聖節或萬聖夜。哈囉喂與萬聖節的混淆，有如羅馬帝國將原有的冬節（冬至之後的太陽節）與聖誕節混合，消解本土風俗與外來宗教的隔閡，順便定下了耶穌的誕辰，由根據《聖經》推測的十月份，改了做十二月二十五日。
　　萬聖節是慶祝諸聖的感恩之日，與世俗的鬼門大開之日，無法苟合，於是各有各慶。民俗學家考證，哈囉喂大概是混合天主教的萬靈節（Hallowmas十一月二日）及凱爾特（Celtic）風俗的Samhain日（十月三十一日）；再古老的，可以追溯到羅馬人的豐收節及亡靈日，可解釋瓜菜與鬼魂結合的原因。萬靈節前夕，乞丐沿門為亡靈代禱，領取救濟；Samhain為人間和冥界的交界日，是日鬼門大開。門前掛鬼面具或庭院雕瓜作鬼面的風俗，是嚇鬼用的。流傳下來，變了兒童拍門討糖果和門前雕瓜燈。
　　哈囉喂變成校園玩樂和商業消費之前，只在凱爾特風俗流行的英國（特別是愛爾蘭）、北歐和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區流行。香港在十幾年前，只在國際學校和蘭桂坊流行，後來海洋公園為了與香港迪士尼樂園競爭，復興荔園的鬼屋概念，舉辦哈囉喂之夜，加上哈利波特小說的巫術宣傳，令西洋的鬼域和巫術變成少年遊藝，店舖才在十月擺賣西洋鬼節物品，打破華人怕鬼、不惹鬼上身的禁忌。西洋鬼節最可愛的，是南瓜燈。以前村裡叫南瓜做金瓜。童年亂丟瓜種，在田頭的糞堆裡長出一叢金瓜苗，結了瓜，個個十幾斤重。
　　當年父老認為認為金瓜濕熱，不宜多食，摘了幾個之後，其他擱在田頭爛了。歐洲的《灰姑娘》童話有南瓜車，中國古代的兵將也用金瓜錘做武器，如《說唐演義》的鰲魚太子，《封神演義》與哪吒對陣的蝦兵蟹將。銅錘不造成球形或狼牙形，偏要造成金瓜樣。
　　南瓜原產北美洲，明朝傳入中國，《封神榜》是明朝之書，《說唐》是清初之作。這些通俗小說，最有童趣了。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Unpopular Science

2010-10-25T14:41:00.001+08:00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human life is subject to the universal laws of physics.

My day, for example, starts with a demonstration of Newton’s First Law of Motion.

It states, “Every body continues in its state of rest, or of uniform motion in a straight line…”

“…unless it is compelled to change that state by forces impressed upon it.”

Based on supercomplicated physical observations, Einstein concluded that two objects may perceive time differently.

Based on simple life experience, I have concluded that this is true.

Newtonʼs Cradle shows how energy travels through a series of objects.

In our particular arrangement, kinetic energy is ultimately converted into a compression of the forehead.

The forehead can be uncrumpled by a downward movement of the jaw.

Excessive mechanical strain will compromise the elasticity of most materials, though.

The human body functions like a combustion engine. To produce energy, we need two things:
- Oxygen, supplied through the nostrils (once the toy car is removed, that is).
- Carbohydrates, which come in various forms (vanilla, chocolate, dulce de leche).

By the by: I had an idea for a carb-neutral ice cream.
All you need is to freeze a pint of ice cream to -3706 F.
The energy it will take your system to bring the ice cream up to a digestible temperature is roughly 1,000 calories, neatly burning away all those carbohydrates from the fat and sugar.
The only snag is the Third Law of Thermodynamics, which says it’s impossible to go below -459 F.
Bummer.

But back to Newton: he discovered that any two objects in the universe attract each other, and that this force is proportional to their mass.

The Earth is heavier than the Moon, and therefore attracts our bodies with a much greater force.

This explains why an empty refrigerator administrates a much smaller gravitational pull than, say, one thatʼs stacked with 50 pounds of delicious leftovers. Great: that means we can blame the leftovers.

(Fig. A): Letʼs examine the behavior of particles in a closed container.

(Fig. B): The more particles we squeeze into the container, the testier they will become, especially if the container happens to be a rush-hour downtown local at 86th and Lex.

(Fig. C): Usually the particles will distribute evenly, unless there is a weird-looking puddle on the floor.

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a seat on the subway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on the platform.

Even worse, the utter absence of people is 100 percent proportional to just having missed the train.

To describe different phenomena, physicists use various units.

PASCALS, for example, measure the pressure applied to a certain area.

COULOMBS measure electric charge (that can occur if said area is a synthetic carpet)

DECIBELS measure the intensity of the trouble the physicist gets into because he didnʼt take off his shoes first.

Often those units are named after people to recogniz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to their field of expertise. One NEWTON, for example, describes the force tha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1 kilogram of mass by one meter per second squared.

This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one NIEMANN, which describes the force necessary to make a three-year-old put on his shoes and jacket when weʼre already late for kindergarten.

Once the child is ready to go, I search for my keys. I start spinning around to scan my surroundings. This rotation exposes my head and all its contents to centrifugal forces, resulting in loss of hair and elongated eyeballs. That’s why I need to wear prescription glasses, which are yet another thing I constantly misplace.

Obviously, the hair loss theory I just presented is bogus. Hair canʼt be “lost.” Since Antoine Lavoisier, we all know that “matter can be neither created nor destroyed, though it can be rearranged,” which, sadly, it eventually will.

Not everything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physics, though. Iʼve spent years searching for a rational explanation for the weight of my wifeʼs luggage. There is none. It is just a cruel joke of nature.

隱蔽青年其實想要甚麼？

2010-10-20T12:24:00.002+08:00

　　「名大於實的新猷」有個別名，稱作《施政報告》。愈缺乏管治道德的一個年代，愈有提倡管治新猷的重要性，就像一個皮膚愈差的女人愈注重保養是一樣道理。當隱私權這個概念發明出來的時候，正標示了隱私似是一個逐漸蒸乾的冰山，即將從世上消失。
　　成為《施政報告》的前提是我們正在談論的那件事，必須是個普遍的焦慮。它瀰漫於日常的街談巷議裏，酒酣耳熱之際，客途相逢之時，人們的一場無聊搭訕常常使周圍的空氣變得灼熱發燙。它也存在於正經的學術和政治活動中，論述與論述的對立，解釋與解釋的衝突，連本來鬱悶的空氣更加上幾分炙手的熱氣。
　　最近幾年，香港社會一個最引人注意的青年現象，就是隱蔽青年和網絡文化。這些議題如此新穎，如此尖銳，如此不可理喻，以致令《施政報告》也以此作為炒作的新點子。

新與舊互為一體
　　新點子是《施政報告》最忠誠的朋友，也是《施政報告》最需要的帷幕。但「新」之所以受歡迎，並不一定是它的格局創新，或是其許諾真的會實現，而可能只是它已成為一種風潮，一種依時依候轉變一下的行銷策略。至於去年的「新」，它們成真了嗎？箇中的願景、希冀、計畫真的讓人煥然一新嗎？此等問題，在追逐「新」的當下，已經管不得那麼多，甚至連提問的人都嗤之以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我們只追求「新」的刺激感——以「新」來滿足腎上腺的生理需要，以「新」來處理這個時代的抑鬱。
　　新是未來的舊，舊是以前的新。新與舊，互為一體，對新舊的評比，有時候竟是一樁流行陰謀。在一群髒兮兮的舊建築物之前，一個人其實是毫無感動的，他要的是重新整理過的舊。一棟經過現代手法好好翻修過的舊建築，把舊的相貌保存，填入了新的內容，就成了醒目搶眼的城市新地標。
　　剛發表的《施政報告》在第一百四十二段中說，要以「網上青少年支援」作為青年發展的新猷：「因應年青人生活模式的轉變，我們會透過獎券基金撥款，推出網上青年工作試驗計畫，透過互聯網接觸有需要的青少年，特別是邊緣的隱蔽青年，以便適時提供支援。」四十年前的地上青年工作，因六七暴動得力，茁壯成長；四十年後的網上青年工作，也因八十後反高鐵反特權運動而得力，受到青睞。如此看來，如何有效地偵察日新月異的青年社群動靜，如何有效地管理日益膨脹的青年反抗力量，才是青年服務發展的原委。四十年來，始終如一。
　　在這一片因「新猷」而引起的喧鬧之中，那些有新任務的青年服務機構，不妨一改向來的聒躁，反而安靜下來，整整衣領、挺直背脊，看看鄰近地區曾經發生過的類似隱蔽青年的討論和行動，其實在幹甚麼？然後以最緩慢的速度，慢慢、慢慢地，退到所有聲音均被隔離在外的舞台布幕之後，沉潛作戰。

要一個正確註解
　　有說香港的隱蔽青年現象是種「御宅」的變奏。甚麼是「御宅」？
　　專門研究日本文化現象的台灣交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楊永良解釋，「御宅」(Otaku)其實是一種敬語，用敬語稱呼既表示尊敬，也代表生疏，說明社會與這個族群是帶有距離的。因為距離，因為不了解，社會多少帶點負面的眼光在看「御宅」。
　　一般以為「御宅」的活動屬於室內居多，這種理解，是因為當中的「宅」字，從中文字面讓人誤以為常待在室內，但這都只是大眾對「御宅」的刻板印象。然而，提及「御宅」的負面形象，還是以一九八八年日本宮崎勤殺人事件影響最巨。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間，宮崎勤從東京都到崎玉縣，連續猥褻並殺害四位四至七歲的幼童，震動日本社會。被逮捕後，警方從他家中起出五千多卷動漫影片收藏，並認定他是「御宅」，認為收藏兒童情色動漫造成他異常的性道德觀，間接影響日本社會以偏概全，對「御宅」全面投以負面眼光。
　　尤其在網絡普及之後，網絡世界極速壯大，資訊取得容易，娛樂的程度也逐漸提高，導致原本具有室內活動特性的「御宅」，直接藉此傳遞訊息，結交同好，跟真實社會更加疏離，大眾對於「御宅」的不了解更甚，還常將之與「網絡重度使用者」(Heavy User)混為一談。
　　當「御宅」話題被熱炒，對「御宅」而言並不見得是好事，反而造成向來蟄伏於網絡世界的「御宅」，在面對媒體和社會公眾時，會否認自己的「御宅」身分——即使「御宅」具備驚人的情報蒐集與分析的高超能力，以及足足撐起整個動漫市場的天空，仍否定這個布滿問題化的身分 (Problemized Identity)。
　　「御宅」這個詞彙誕生於動漫次文化領域，不若其他古董、唱片收藏家被肯定成高雅嗜好，反而帶來耽誤學業、玩物喪志的評價，導致「御宅」與社會有所隔閡。
　　二ＯＯ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台灣的一群「御宅」終於發聲了。他們舉辦了一場《猜啊！我在宅啥》的活動，從台北車站步行至捷運昆陽站再至中視電視台旁的重陽公園聚集，以口號爭取回自我權益，並向中視遞交聯署抗議信，期望傳媒停止對「御宅」污名化，不要再誤導大眾對「御宅」的觀感。
　　也許有人會以為，《猜啊！我在宅啥》是一次小題大做，證明「御宅」真是一個較偏激、敏感的社群，但查實，他們要的，只是一個正確的註解。而正名運動所要的，也不是一個單純的矚目，他們不期望迅速改變社會觀感，而是期望大眾能以一個正面角度，何妨給自己一個機會，感受「御宅」世界中那些讓「御宅」感動的人事物情。
　　是的，在網上青年工作啟動之前，不如沉默，或是感動。

邵家臻《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先乜後物

2010-10-20T12:15:00.002+08:00

　　無心論政，但政府推出「置安心資助房屋計劃」，簡稱「置安心」，宣傳俗稱為「先租後買」，倒令我茶餘酒後，多了笑話。正式名稱是食字爛gag，不登大雅之堂，卻很配合雞鳴狗盜之徒，包括政府高官和坐待利益輸送之地產商。此計劃乃政府與房協合作推出五千個中小型單位，以市值租金租出予符合資產審查之市民，最長五年，租戶可在指定期限內以市價購買房協單位或私人市場單位，可獲已繳租金的一半作首期資助。然則，容許自由買樓，形同政府補貼市民買私樓，地產商無端端得到一批新客。
　　政府默許的俗稱，先租後買，道盡此計劃之蠱惑。粵語「先乜後物」的構詞，有不公平交易、防範小人或賠本之意，多非好事。王朝時代，最慘情的是「先斬後奏」，即使由包青天執行，今日看來，也是無法無天。綠林草莽的「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是有殺錯、無放過之狠辣手段。普通朋友之間的交易，彼此缺乏信任，處處提防，叫「先小人後君子」，令君子與小人都不安心。兩國邦交不好，要做好最壞打算，叫「先禮後兵」。唯一想到有好意頭的廣東諺語，是「先苦後甜」，但也是苦樂參半，構詞不及「苦盡甘來」的令人寬懷。
　　構詞「先乜後物」之變種，是「未乜先物」，也不是什麼好事。王朝時代，未見官先打八十大板，是濫發官威，小民冤哉枉也。未老先衰，是備受藥材店呵護的虧佬顧客。未紅先驕，則是令代理人反感和棘手的小明星。唯一有些微好意的，是「未曾真箇已銷魂」，即使吊癮，無法一親香澤，也是回味無窮也。
　　幾十年前，讀的英文中學，用英文教數學，當中有代數題，要計算折扣之類。當年要死記的，除了中文的七折八扣，換成英文是less幾多個巴仙之外，就是hire-purchase這個英文字。此字中文翻譯為「分期付款」。當年香港買樓是一筆過清付的，樓宇也是整座或全層買的，不是分開單位買的，更未聞樓房貸款之分期供款。分期付款，只用來買電視機、洗衣機之類的電器。當年美金仍未脫離金本位制，貸款難求，是故分期付款是要支付利息的。當年，香港的生意人和行政人對中文仍有發自內心之感應，知道「先乜後物」不是什麼吉利語，於是不直譯hire-purchase 為「租買」或「先租後買」，而是意譯為「分期付款」。分期付款之意義，清晰平正，簽了電視機的買賣合約，電視機捧了回家，只是電器用作貸款之抵押品，再分期連帶利息攤還予店鋪而已。當中，根本不需要hire 的觀念（當年有純粹租電視機的服務！），只有purchase（購買）和loan（借貸）的概念，分期付款比起hire-purchase 更合乎合約的內涵。撫今追昔，今日香港官員語文意識之淪落，可見一斑焉。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漏網之魚

2010-10-19T10:04:00.000+08:00

曾蔭權一日在位，都令我的中文解毒工作，長做長有。
　　十月十三日下午，他宣讀施政報告之後，出現記者會，記者問及他倡議的「關愛基金」，他說：「現時香港雖然有一個相當完整的綜援制度，幫助殘疾人士和需要幫助的人士，但這些計劃總有些『漏網之魚』，沒法幫到他們。」翌日上午，他出席電台烽煙節目時，重提「漏網之魚」，叫人不得不懷疑，關愛基金的受助人也許要提供很多個人資料，以便日後可以陷入類似八達通的資訊網羅之中，終生不得出網。
　　少年特首，也許無心向學，以致語文差劣，但身邊的新聞官或政務官也經歷政府的語文考試吧？豈可毫無語言常識？漏網之魚是比喻僥倖逃離法網的人，逃犯是也。
　　直接的引例，是明朝張景的曲文《飛丸記》第十三齣：「著城門上盤詰火速，城外快張榜牘，分付鄉村市鎮著實捱捉，他道是漏網之魚，我視他兀上之肉。」亦比喻驚慌逃離危險的人，「著草」走路是也。元朝鄭廷玉《後庭花》第二折：「他兩個忙忙如喪家之狗，急急似漏網之魚。」亦作「漏網游魚」、「漏網魚」之類。
　　典故的出處，是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序》。太史公序文引孔子之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律只是制裁的工具，並不能達致太平，要太平治世，必須用禮義教化。漢朝的治安好過秦朝：「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樸，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意思是說，漢朝初始，將秦始皇的酷刑廢除，簡化法令，如同削除外在的雕飾，露出內在淳樸的本質，而漢朝的法令以寬容為本，法網寬大得很，吞舟之巨魚都能輕易漏掉，結果百姓自由自在，官吏的政績日見起色，人民不再作奸犯科，生活安定。
　　綜援用了西方的社會保障的「安全網」的比喻，順理成章，港府便有「綜援網」的講法。綜援的安全網外的人，便是硬著陸、砰一聲跌落地的墜樓人。「漏網之魚」有既定意義，不可亂用。真要救助綜援網外的人，合適的詞語也不是滄海遺珠，而是廣施博濟，鉅細無遺。

陳雲《am730》小歇　轉角

如何做到分手說愛你？

2010-10-13T15:00:00.002+08:00

　　愛情來的時候，總會有種感覺，以為擁有一切事情的答案，就像是在一輛高速奔馳的跑車上，在一架剛剛飛入雲霧的飛機上，在一艘順流而下的小舟上，某種神秘的光影射入瞳孔。之後，我以為看見了甚麼、知道了甚麼、嗅聞到甚麼，終於領悟了。不過，好景不常，光綫瞬間改變，一股陌生的味道撲面而來，一陣聒噪的聲音從不遠不近處響起，我立刻又覺得其實甚麼都不曉得。
　　跟愛情說再見的人，少不免給你一個溫柔的理由。他以說教的口吻，說明愛情其實像抽煙一樣：當它迎面撲鼻而來時，你需要懂得敏捷而有效率地深深吸進你的肺葉，閉上眼睛，讓尼古丁迷醉你的腦袋，令你失去意識。你滿足地笑了一笑，然後，你要將它吐出來。孩子，嗯，愛情是要吞吐的。學習愛情，就是學習吞吐。
　　只要空氣流動，就有愛情。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這個人到下一個人。就算你的生活多麼糟糕，你都會成為愛情的載體。有時是你正在讀的一本書；有時是一個只存在想像中的偶像人物；有時是一輪正在西沉的落日；有時是一件再難以複製的藝術品。這些都可以是你的情人，但不是我。無論你如何抓着不放，你的情人都不再是我。
　　再不是我。愛情到了這個地步，有些人會表現犬儒，害怕那些充滿靈性的說法，討厭那些廉價的同情，拒絕那些粗疏的解釋，排斥那些崇高的道德。一個人不一定需要很快地被安撫下來，他是個忠心煙民，永遠對戒煙戒得心不甘情不願，即使你聽過幾萬遍「吸煙危害健康」也好。他仍然站在街角抽煙，坐在公園抽煙，於談話中抽煙。他不在乎人家說他軟弱、意志不足、無法自拔，因為他只在等待一股白煙，讓愛情現形，優美地冉冉升上空中。也有些人最允許自己哭天搶地、披頭散髮、瘦了幾公斤、失眠幾個夜，做出些值得羞恥的舉動。

沒有回報所以恨
　　年前發生過一宗關於分手而引致的交通意外。一對情侶在清晨的旺角，因感情問題，發生爭執。男方情緒激動大叫一聲：「我死畀你睇！」然後跨過鐵欄、衝出馬路，以身軀撞車自殺。一輛小巴煞掣不及將他撞個正着，嚇得女友跪地痛哭不知所措。她只能握着男友的手，安慰、陪伴。
　　近日，接連發生因感情瓜葛而釀成的慘劇。因為愛，所以痛；因為愛得沒有回報，所以恨。他要求復合，她堅決不允，於是他實行同歸於盡，突然取出一柄約一呎長的鐵鎚，向她頭部狂扑。她猝不及防，當場頭破血流。他扑得瘋了，連鎚頭也脫柄飛出，她負傷呼救，他已從二十四樓電梯大堂跨過鐵欄一躍而下。
　　或許，他她的最後一次見面，是一直握着彼此的手，但他明明知道，她他將看着彼此的身體，變成陌生人。他她之間將築起一道牆，注定分離，幾個月或幾年之後再見面，也只能輕描淡寫，戴上面具，着上上班制服，在餐廳點菜——他將是一名看完令人心碎的悲劇觀眾，心裏感觸良多，但卻無法觸及。方才發現，他是站在被詛咒的一邊。
　　詛咒的本質是，被詛咒的人並不知道自己被詛咒。詛咒是個人身上的密碼，效力長達一生，但卻不能清楚明白。伊底帕斯被神諭警告，他將弒父娶母。為了避免預言成真，伊底帕斯被趕出家門，但最後還是娶了母親裘卡斯塔。他的故事不由得自己說出，他知道可能的結果，他知道危險所在，但他還是無法改變任何事———詛咒足以抗衡意志。

曾經滄海資深苦主
　　媒體總在問：年輕人的戀愛出了哪門子的問題？一時兒戲，一時瘋狂，一時撇脫，一時死纏。他們以激情代愛情，是否表明他們缺乏戀愛教育？缺乏有家分手公司，作分手時的教授、預演、支援？我們正在籌備出版一本《無痛分手CEO秘笈》，你有甚麼意見呢？
　　我教你分手？偏偏，對於分手，從來沒有專家，只有苦主。應該說，那些專家，都是個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資深苦主。只有真正經過分手，才能知覺這份疼痛。看着那位低頭啜泣的年輕人，他的一顆完整的眼淚，噼啪跌碎在牛仔褲上。然後想起，那年那月那人那山那狗。有一個人，在自己的心靈荒原上，為生命的缺口，放聲大哭。
　　台灣的張曼娟在《你是我生命的缺口》中說：「愛情要離去，再哭也沒用，我們會在愛情裏學到很多。愛過再愛，你還是會再愛，會遇見更適合的人，一次比一次愛得更好。下次愛情再來，沒有甚麼可怕。」氣質作家的失戀叮囑，固然扣人心弦，文化人侯俊明在分手時期，寫的《36歲求愛遺書：一位失婚男子寫給前妻的102 封書信》則是另一種選擇。在那些殘缺不全的文章和繪本中，讀過的人都無法忘記他親手製作的離婚同意書：「西元二ＯＯＯ年春天，閉關之後，我在裝着隨手畫的木盒子上以毛筆端正地重新書寫給妻子的書信，記着在寫着自己婚姻的墓誌銘。那是一個讓自己在死亡中喜獲新生的重要儀式，內在情感牽繫的悲傷就在反反覆覆的書寫中，一個段落一個段落的被放下。」
　　悲極生樂。在愛情離開的時候，再強逼人家基於責任愛你，已是種浪漫恐怖主義，一種愛情法西斯主義。不如鬱到開花，以蚊頭小字，分手說愛你。

邵家臻《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朱義盛

2010-10-12T13:00:00.000+08:00

乍看題目的文字，看官意會不到是何物，還以為是個歷史人物，聽讀音——豬耳繩或豬已醒，老一輩便知道是仿真首飾的代稱。音轉而義轉，是粵語的奧秘。至於下一代，即使讀書面音的朱義盛還是轉音的豬耳繩，也是茫無頭緒的了。
　　童年初聽朱義盛，真的以為假金耳環、假玉鐲之類的俗稱是「豬耳繩」。粵語和客家話有「豬乸戴耳環」的諺語，自以為好靚，醜人多造作，便叫豬乸戴耳環。給豬乸戴的耳環，當然是假耳環啦。我要到二十幾歲，從水上人家口中，才知道朱義盛是廣州以前專門賣仿真首飾的一家公司，香港賣朱義盛的公司名叫老實公司，店在油麻地上海街，一九八八年搬至油麻地新填地街。以前的人婚嫁或壽宴，負擔不起真金首飾，便用鍍金的金牌、金手鐲、金壽桃之類充當門面，討個吉利意頭。
　　朱義盛賣的是首飾，也不是假的首飾，而是用來充當意頭的門面貨，不是存心造假騙人，故此不能說是假首飾，勉強可以說是仿真首飾，但仿真首飾的名稱又太科學了。說是人造首飾，也不通，幾乎所有首飾都是加工打磨或鍛造的，都是人造，天然的首飾只有原始部落社會的石頭鍊墜之類吧。無以名之，便叫朱義盛好了。這是庶民命名事物的智慧。
　　據說清朝道光四年（西元一八二四年），朱義盛在佛山筷子路開「朱義盛號」，用紫銅鍍金，製仿真首飾，工藝細緻，幾可亂真，買不起真金的平民，紛紛幫襯。朱義盛後來在廣州開店，鄉下人到廣州，買些假金飾回鄉，供妻女穿戴玩樂。如是粵人便以朱義盛代稱假首飾。發明人或新產品推廣人，往往可以成為產品的代稱，例如蘭克施樂（Xerox）代稱影印機。產品不再時興，或同行增多，代稱便不再流行了。我這一代因店舖仍在，即使誤解為豬耳繩，一經提點，仍可分辨名物。九月底，老實公司結業了。再向下一代說人造首飾，仍會理解的，向他們說朱義盛，便大惑不解。
　　年前有閑，不時到油麻地看佛像、餐具和木器，也買些檀香回家。路過新填地街，看到招牌「老實公司」，裡面有些婆子在挑選飾物，記起童年舊事，總會微笑一回。
陳雲《am730》小歇　轉角

片糖貓

2010-10-08T12:18:00.001+08:00

　　貓狗不能和睦，人生又一憾事。朋友傳來的貓狗嬉戲圖，總令我疑幻疑真。老家幾十年貓狗同養，都不見得可以嬉戲，能不追殺撲打已經很好了。幸好鄉村屋矮，貓可以在瓦頂走動，有自己的天地，只要不落地，狗再惡也只是仰望而吠。吠是恐嚇，久了就變成埋怨。
　　寵物店仍未大行其道之前，寵物主人仍未將貓狗叫作仔仔女女之前，貓狗的正業是看門口和捉老鼠，陪伴主人解悶只是偶爾為之的副業。以前鄉村的貓狗，都是取自鄰家。所謂鄰家，其實是同宗而異房的叔伯兄弟，樣子都差不多。鄰舍互相交換小貓小狗，親上加親，一條巷的貓狗樣子也都差不多，聚在一起，如擴大了的家庭。近親近鄰婚配，人和動物都成一家，懵懵懂懂的，過着上古賢君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的生活。
　　兒時新界的客家村有一風俗，親戚朋友之間，小狗是互相贈送的。不熟悉的，要付錢買，當然也不過是幾塊錢，意思一下吧了。獲贈小貓，卻不論親疏，也要用片糖來答謝，最少要有一斤。
　　一斤有十六両，一斤片糖有七八片之多。若不相熟的鄰舍，便要兩斤，沉甸甸的，比小貓重很多。然而，片糖也只是在獲贈小貓時用來回禮，片糖如米糧，是主食，一般送禮是不能用的，要用糖果餅乾之類。兒時問長輩，他們也不明白風俗的來由，只是說，片糖比起冰糖和砂糖都甜，用片糖回禮，人家會記住甜甜的情誼。
　　片糖黃褐色，客家話叫黃糖。片糖最甜，只是顏色的感覺吧，後來雜貨店賣黑色的原片糖，叫「蔗片糖」，也覺得比黃片糖要甜。黃片糖也是用甘蔗榨汁提煉的，與黑片糖無甚分別。按道理，應是煉得純淨的黃片糖甜一些，煉的純白的砂糖更甜。覺得黑片糖較甜，只是甘蔗的雜味仍在。然而，用來回禮的始終是黃糖，不是黑糖。黃色在中國是帝王之色，配得起貓。
　　砂糖用來煮菜，例如番茄炒蛋要下一點砂糖。蒸排骨的時候，可以下幾顆碎冰糖。大塊的冰糖用來煲糖水。片糖也是煲糖水用的，例如在農忙的時候，下午飲紅豆糖水，便下片糖補充體力，也許片糖提煉不純，保存的營養成分較多。傷風感冒飲的薑湯，也是切薑煮湯之後，投下片糖，當是藥。片糖有營養品和藥物的意義，也許貓也是家裡的營養品和藥物吧。
　　狗用錢買，而貓要有片糖交換，說明了貓是不可買賣的。最早的貿易是以物易物，貨幣出現之後，才用錢買賣。片糖換貓，證明人類養貓的歷史比養狗的長。這些不是歷史考據，甚至不是學術推論，只是隨便想想，活動一下腦筋，如貓臥久了，便伸腰展爪。我這麼想的時候，家貓知道也不會理會的，只是展展爪，伸伸腰，又靜靜睡去。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國際？體壇？盛事？中心？

2010-10-06T18:07:00.001+08:00

　　不一定擇善，但絕對固執。那是偏執的基本精神。堅持不看六點半新聞報道，因為不想被逼聽國歌；盡可能逃離公共廁所，就算有尿道炎的風險仍要如此；永遠不揀身體有紋身的的士司機；只挑二十元一粒的話梅入口；不敢讀免費報章，怕被認定為「新文字盲」；不願對着情人落淚；一輩子拒絕吞下外賣飯盒；不選擇黑白灰色系以外的衣服；半夜一時進入酒吧，仍嚷着要喝薰衣草茶……
　　他說，他很有原則，可是他說的原則往往沒有甚麼道理。他卻以一個孤高的烈士姿態，述說着如何犧牲，如泣如訴。他的面容散發出一股聖者的光輝，像蘇格拉底。他真的以為當下是人類歷史最光榮的一刻——一個無可救藥的思想者寧死不放棄探究人生真理的權利，為哲學殉難，證明了人的精神所能達到的高度。他視自己為一隻牛虻，其職責是不停地叮咬人們、喚醒人們，使人們對專注於錢財和榮譽、不在意智慧和靈魂的生活感到羞愧。不過，他說的不過是咖啡絕對不應該添加咖啡伴侶這件事。

不過是笑話
　　偏執的人難免矯情，那是他義無反顧的道路。他不得不刁難，沒法子不變成一個暴發戶，不能控制地炫耀自己的品味舉止。他不見得真有甚麼想法，但總比常人多出那麼一些渴望。模模糊糊，不清不楚，但他的確渴望，如此真實，如此確信。因此，他相信他是那隻比較特別的靈魂、芸芸眾生裏那朵形狀詭異的花，縱使缺乏香味。大部分時間，他只是孤芳自賞，在熙攘人群中昂首邁進。他真的以為自己也是人之貴族，用一種彆扭的方式展現他的氣質。他以前也用他的方式在對抗整個世界的庸俗，激烈地想要留下一個足印——即使他所想創造的那個傳奇，其實不過是一個笑話。
　　政府正就是否申辦二Ｏ二三年亞運會進行為期六星期的公眾諮詢（剛剛延長至十二月一日）。不過自諮詢文件發布那一天起，特區政府雖說最終是否申辦亞運視乎民意決定，實際上已靠在捍衞申辦亞運的一方。面對來自各方反對意見，民政事務局傾力反駁。傳媒報道申辦亞運須動用四百多億元公帑，民政局立即發出聲明澄清，其中三百零一億元屬於未來十年投放興建體育設施的經常性開支，生怕四百多億元的數字嚇怕人。以特區政府不會做「沒有把握的諮詢」的性格，遏制反對聲音的文宣工作當然步步升級。事實申辦亞運工程的曾德成局長的論述如鬼影變幻球，由申辦亞運是為了協助香港優秀運動員追求卓越，到為社區建立熱愛體育運動的文化，再到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體壇盛事中心的地位，還嫌力度不足，直把申辦亞運說成是保衞釣魚台的行動之一，也不為過。
　　總之，申亞不是申亞，它不是體育運動那麼簡單，它是伸展個人健康抵擋醫療開支高漲的一着。它是伸展社會凝聚抵擋社會分裂、貧富懸殊的一着。它是伸張國家尊嚴抵擋國際孤立的一着——說得再誇張也可以，事關「國際體壇盛事中心」要搞的，正是國際的而非本土的、體壇的而非體育的、盛事的而非尋常百姓生活的，中心的而非散落在各街角的，對於申辦亞運已由「香港一定得」變成「香港一定蝕」的調侃，德成局長更是有備而來，連消帶打。
　　他一再重申，申辦亞運是一項投資，並非一盤生意，很多得着不能以金錢衡量，申辦亞運可以提高社會對體育的關注，如果本港運動員在賽事中取得獎牌，將對社會有很大的激勵，政府會嚴格監控亞運的開支，任何開支都必須經立法會財委會審批，如果議員不支持，根本無可能成功舉辦。德成局長如是說，其實是種投資哲學和風險管理。賺的，是政府的眼光；蝕的，是議員的監察不力。「大白象」與否豈止是政府的事！或許，德成局長真是偏執地以為亞運是種品牌——亞運在手，世界通行。

沒有美可言
　　許多人誤會，「品牌」就是「品味」。「品牌」可能價格很貴，但是，「品味」可以很素樸簡單。「品味」需要的不是物質的貴，而是心靈上的自信和從容。「品牌」常常只是盲目的跟從流行，「品味」卻需要自己細心的學習與感受。「品牌」是附庸風雅，「品味」是發現自己。一個社會，只有「品牌」，而無「品味」，其實是沒有「美」可言的。
　　希臘人強調運動，提供世人像胸肌、腹肌，這些肌肉的美。今天很多人羨慕希臘人的身體，每天跑健身房做兩、三個小時的重量訓練，練出大塊大塊硬硬的肌肉，可是，沒有美。因為那種肌肉成了「絕對」，蠻不正常，令人害怕。對「大塊頭肌肉」，偏執的人總忽略了「耕耘身體」這回事。每位農夫種稻子，並不是把秧插下去稻子就會長得好了，農夫每天都要到田地裏做一點事情，施肥、澆水、除蟲，這就叫耕耘。健康、美麗的身體就像農夫的土地，每一天都必須耕耘甚麼才行的。
　　至於德成局長，他是這麼這麼偏執得一塌糊塗，我不由得收起輕浮的笑容，向他致敬。

邵家臻《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喪賣壽包

2010-10-05T12:59:00.000+08:00

　　友人招飲，酒家生意興旺，等位時間漫長，無聊起來，遊目四顧。集團式經營的大酒家，在等位區設了櫃檯招攬生意，賣曲奇餅、點心、蓮蓉壽桃包之類。都是尋常食物，然而酒樓為了炫耀他們知書識字，寫上大字標貼。於是，發現最不該的錯：壽桃寫了做「壽包」。
　　後生一代，不明風俗，錯說壽桃是壽包，情有可原。經營酒樓，該有些風俗知識，自己不怕邪，也該尊重怕邪的顧客吧？莫非酒樓老闆做了喪家，要賣壽包祈福？過了一星期，再去飲茶，標貼仍在。要是發喪，也該脫喪了。顯然，酒家老闆不是日日喪親，只是寫錯標貼，頗令我舒了口氣。都怪自己多心，香港酒樓的名字都很吉利，有些更是天天報喜的，怎會哭喪呢？
　　俗傳王母娘娘瑤池賀壽，以蟠桃饗眾仙，以增福壽，《漢武帝內傳》及《西遊記》俱有記載。蟠桃既有長壽意頭，民間乃以蟠桃入年畫，又以蟠桃之形，製作蓮蓉包，在賀壽宴、慶生會食用，稱為壽桃包，簡稱壽桃。
　　壽包也吉利。喪事完結之後，喪家擺「解穢酒」，平復哀傷，慰勞親友，順便解除墳地之污穢不祥，便在席上食蓮蓉包，包上有福字或壽字，稱為「壽包」，有祈福延壽之意。壽包白色或紅色都有，齋菜店有售，因屬齋菜，也可拜神祭祀。以前齋店避忌，叫齋包，不叫壽包。齋包作解穢之用，始稱壽包。
王亭之大師記述一段民國異聞。話說廣州當年有一軍長在北園酒家為母親擺壽酒，酒酣飯飽，乃上壽桃賀喜。一伙計失言，說「上壽包」，眾人愕然，面面相覷。席中一軍人，情急智生，拔槍向天連射，說是燒爆仗，化解不祥。酒家主人道歉，宴席分文不收，翌日再擺壽酒賠禮，為太夫人「添壽」云云。此事真假莫辨，應是酒家訓誨伙計之警惕故事(cautionary tale)。
　　香港很多做生意的人壟斷市場之後，盤踞寶座，財源廣進，不再用心經營。今日之酒家，非但不警惕伙計慎言，還大字告白，聲明自己賣的壽桃是壽包。幸好，集團式酒樓向顧客賣壽包，顧客食了也是增福延壽，酒樓老闆找自己晦氣而已。

陳雲《am730》小歇　轉角

街頭藝人和都市閒逛者

2010-10-01T12:34:00.002+08:00

　　「都市閒逛本身既然已是藝術，控告街頭表演者阻行便更顯得不合理。街道作為通道就只有實際功能的意義，但街道其實是人們感受到都市情懷的所在。驚鴻一瞥的邂逅絕對不限於都市的閒逛者，任何一位路人都可能會遇到這種經歷。」自被朋友稱為「有趣先生」的街頭藝人蘇春就今年四月六日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作街頭表演時，被警方以阻街罪名拘控，案件在九月九日東區裁判處審理，裁判官認為雖然蘇春就的街頭表演確實構成阻礙，但他是與眾同樂。裁判官認為以香港的文化水平，市民應可以容忍街頭表演造成的阻礙。裁判官更指出行人專用區除了用作通道外，更應讓都市的閒逛者（Flaneur）交流溝通，因而判蘇春就罪名不成立。雖然案件算不上是大新聞，但判決公佈後，香港的文藝社群為判決感到雀躍萬分，個別人士更在面書上留言要上街慶祝。獲判無罪的蘇春就事後亦向媒體指出判決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案例，他又認為香港應可發展出一些表演街。

閒逛的藝術
　　街頭藝人在街頭表演而被控告阻街其實十分不合理，街道固然是一條讓公眾人士通過的通道，但公眾人士不是利益一致、目標相同、志趣劃一、渾然生成的整體。裁判官在判詞中所說的都市閒逛者便不是那些行色匆匆，趕著上班、上學或完成某項差事的路人。研究城市的理論家們認為都市閒逛者這一類別的都市人群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巴黎的街頭。十九世紀的巴黎兼具「世界之都」（Capital of the World）的稱號，尤其是在拿破崙三世的年代，他的一位部長拆掉半個巴黎，改建為今日所見那種街道寬敞筆直，街道兩旁盡是美輪美奐建築物的城市風貌之後，在巴黎街頭閒逛不但成了最時髦的都市潮流，更壓根兒成了一種藝術。
　　十九世紀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是歷史上最著名的閒逛者，他在自己的詩作裡夫子自道，說巴黎的街頭就是他的辦公室，鋪設在街上的鵝卵石是他的靈感泉源。寫詩往往要搜索枯腸，鵝卵石鋪設的路面有時凹凸不平。波特萊爾說他有時沉思如何為某句詩押韻時，一不留神便摔倒在凹凸不平的鵝卵石上。但在鵝卵石路面摔倒卻啟發了波特萊爾，寫詩不一定要完全工整押韻，可以像凹凸不平的鵝卵石路面一樣，偶然令人摔倒。事實上，在都市裡閒逛，最吸引的不是路旁美輪美奐的建築物，而是路上熙來攘往的人群。匆匆而過的人群不時會帶來驚鴻一瞥的邂逅，這種可遇而不可求的邂逅是典型的都市情懷，也是稍瞬即逝的情懷。這種一見便永別的都市情懷可以說是一見鍾情的對立面，也是都市閒逛者必然會遇到的經歷。都市閒逛亦因而是藝術，因為這種一見永別的邂逅會令人心神恍惚，甚至神魂顛倒；在世界文學裡便有一段相關的描述。同是十九世紀的俄國小說家果戈里的一篇短篇小說描述故事主人公在街上遇見一位驚為天人的女士，於是跟在後面；一直跟至對方的家裡才發現對方原來是一名性工作者，嚇得急忙抱頭鼠遁。

街道不只有實際功能
　　都市閒逛本身既然已是藝術，控告街頭表演者阻街便更顯得不合理。街道作為通道就只有實際功能的意義，但街道其實是人們感受都市情懷的所在。驚鴻一瞥的邂逅絕對不限於都市的閒逛者，任何一位路人都可能會遇到這種經歷。不同的是在都市的處境裡，各種奇形怪狀的事情都會發生，商人們又會推出各種新奇刺激的事物吸引途人。所謂見怪不怪，新鮮奇怪的事不斷出現反而變成沒有任何新奇的事了。久而久之，一見永別和一見鍾情亦分不開，原是奇特的都市情懷變成漫漫人生某段日子裡一些無從憶述的事情而已。德語便有 Erlebnis一詞來形容這種白如開水、淡而無味，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的經歷，並用以區分人們某些刻骨銘心的經歷和體會（Erfahrung）。
　　波特萊爾所以是最著名的都市閒逛者，原因是他恰好捕捉了這種原是無言又無語的人生經歷和都市情懷，讓人們明白都市也可以讓人們體會人生，領略和反思自己處身的環境。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恰好在於人不斷反思其身處的環境，但都市的繁亂令人煩躁和煩悶，根本不可能反思一己之處境。只有逃離都市的喧鬧，淨化心靈，得到解脫時才可以這樣做。波特萊爾普遍被認為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因為他讓人們不用逃離都市也能反思都市的奇特處境。當然不可能世世代代都有波特萊爾這樣的詩人，將原是不能體會的都市情懷轉為可供體會的人生經歷。恰好因為當今之世再沒有波特萊爾，街頭表演的意義便不限於推廣藝術和表演者的表達自由，更是重塑城市，使城市成為人生體會的所在。街頭藝人的表演或許無甚藝術價值，但卻令平日只有功能意義的街道平添了濃烈的街頭特色，令原本毫無生氣的街道變成別具風味的地方。經過這些街道的路人有可能將原是行色匆匆、偶然路過的一段平淡經歷（Erlebnis）轉化為可以追憶的人生體會（Erfahrung）。正如街頭藝人蘇春就所言，九月九日東區裁判處的裁判影響深遠，尤其是裁判官提出都市閒逛者這類別的都市人群，即時帶出都市的街道不是只有實用性的功能，更有體會人生，反思都市處境的人文意義。

馬國明《CUP Magazine》　city flaneur

HK Magazine 訪問陳奐仁

2010-09-30T15:13:00.003+08:00

My first report card in primary school said: “Hanjin loves to sing but doesn’t have a good voice.”
When I was 12, I found out I was 50 percent deaf in the right ear, and 25 percent in the left. It’s a genetic thing. I may be more deaf now, after so many years of abuse!
I thought everyone was my friend when I was growing up. And then my basic concept of life was shattered at age 17.
I just couldn’t deal with it back then—I fell into a deep depression.
I remember seeing a psychiatrist. It really didn’t work, the meds just made me drowsy.
I would just go to school like a zombie, and then go home and cry.
My mother couldn’t stand me living like that and finally told me to snap out of it.
Sport was also a big thing for me. I swam, did rugby, and skateboarded. I quit skateboarding because I broke my finger and it took three months to recover, and I freaked out, thinking I wouldn’t be able to play the guitar ever again.
I was a combat engineer in the Singaporean army and learned to clear mines.
Army life was very regimented, but isn’t as tough as you’d think. But the thing that drove you mad is the question, “Why?”
I performed at this cool café in Singapore for four or five years. It could seat up to 400 cozily for a mini-concert. I just played whatever I wanted to there. It was fun.
Then I started songwriting. And I did some songs for Jacky Cheung. He opened a lot of doors for me.
Suddenly, Eason Chan came and asked me to produce his album. And then they flew me over to Hong Kong.
Hong Kong is very generous with small opportunities. You can try and do whatever you want here. You can ask a lot of questions.
Hong Kong is the place to ask earnest questions.
I mean, why would they let two people who don’t really speak good Cantonese (me and MC Jin) do a Canto album?
I wanted to come out with a shotgun album. So I just called up MC Jin, and we went for lunch.
We finished it in a couple of weeks.
And doing the “Raw Jazz” album before that. I just wanted to do it, and asked around.
The best way to test something out is to do it.
The reason for doing things is not to succeed, it’s just to ask the questions: v“Can
I do this?” or “How much can I do?”
If you’re supposed to do it, then the universe will respond.
Even a couple of years back, my dad was still hinting at me subtly: “Yeah, son, music is nice. Everyone needs music. Music is a good hobby…”
Now he’s telling everyone, “My son is in a movie!”
Yeah, I just played one of Bruce Lee’s best friends in his upcoming biopic. I can’t believe I was asked to do that movie.
I went to visit MC Jin at the TVB studios once. They were filming “The Voice” (like Hong Kong idol) and they asked me if I wanted to sit in and be a celebrity judge for the show. I was like, sure!
I’m like the smallest potato out of all those celebrity judges, who are veterans in the music industry. I’m floored.
Everything more than zero is a blessing. Nobody owes me shit. The universe doesn’t owe you anything.
My new thing is to learn how to become a useful person. This lady told me that my music got her through her depression, and now she’s off the meds. I thought. “Cool.”

interviewed by Johannes Pong

孔明燈

2010-09-28T11:19:00.003+08:00

　　中秋夜自上水坐車回沙田，車窗外望，孔明燈在天際飄，自南向北，一路不絕。大陸工廠製造的便宜貨，往往令風俗失真，今日的孔明燈像肥皂泡一般的輕賤，誰都可以隨便放幾個上天
　　孔明燈如孤星，要孤要高才好，太多便是胡鬧。舊時孔明燈製作艱巨，要待到隆冬農閒之際，幾個男人無事，便拿竹篾、棉紙或布袋做燈身，用鐵線紮燈座，棉線做燈心，蘸上火水點燃，幾個人按住，之後便一飛沖天。如兒童放紙鷂，大人放孔明燈，只用來玩，不祈甚麼福。
　　祈福要到廟堂，或者當天燒香稟告上帝。這些年有人時興在燈上寫字祈福，或者將祈福字句寫在字條上，拋擲上樹，只顯示近年識字的人多了，卻沒了信仰，也不懂得開口說話，向神靈親自稟告。
　　兒時的孔明燈，見於冬夜，從大埔點燃，飛越高山，冉冉來到我八鄉山村的上空。一盞兩盞暗紅的孤燈。燈光明滅，如火星，隨風之向，有時從西向東，有時從東向西，令人迷惑。漢朝稱火星為熒惑，有熒熒火光，眩惑人心。
　　《晉書．天文志》說預言朝廷興亡的童謠是熒惑星化身為紅衣小兒所授：「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吉凶之應，隨其象告。」《丹鉛雜錄》說：「史謂童謠乃熒惑星為小兒造謠。」孔明燈漫天飛舞，之後紛紛下墜，是凶險之象。
　　孔明燈又名天燈，傳說是諸葛亮發明。諸葛亮被司馬懿困於平陽，無法向外求援，便造大燈籠，底部繫以字條，算準風向，內燃火，灌以熱氣飄出。又說燈籠外形如諸葛亮戴的帽，因而得名。
　　然而，《三國演義》中，並無孔明燈，只提過孔明在八月中秋用七星燈祭天延壽，見第一百零三回《上方谷司馬受困，五丈原諸葛禳星》。
　　李約瑟也考證出，元朝太宗(窩闊台)年間，西元一二四一年，蒙古軍隊在李格尼茲戰役(Liegnitz)中用過龍形天燈傳遞信號。
　　孔明燈大概如很多傳統工藝一樣，乃無名工匠所造，歷代改良。說是諸葛亮發明，我看是除了紀念蜀漢丞相工巧多智之外，也因為諸葛亮的名字，諸葛名亮，字孔明。

陳雲《am730》小歇　轉角

嫦娥入冷宮

2010-09-20T14:58:00.005+08:00

　　舊日中秋月餅紙盒，都有嫦娥奔月圖，飾以祥雲、宮殿、牡丹、菊花等。友人問起，中秋節之嫦娥、玉兔及吳剛，何以都是影隻形單，孤零零在月宮？白兔搗藥，吳剛伐丹桂，嫦娥則無所事事，獨困廣寒宮？
　　嫦娥故事，來自《歸藏》及《淮南子》的「外八篇」及「覽冥訓」，兒時聽的嫦娥奔月神話，便來自「覽冥訓」的版本。李商隱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寫的也是俗世流傳的版本。嫦娥偷了丈夫后羿從西王母處求得的靈藥，服後長生不老，畏罪而飛升入月。靈藥意味法力和知識，月宮便是知識婦女的懲罰。孤零零一個人，打入冷宮，故曰廣寒宮。少時聽父母及老師講嫦娥傳說，只是驚奇，不會反省，這是用故事灌輸文化意識的方法，勝於經典訓誨。去了德國遊學，便知這是懲戒聰穎婦女（wise women）的遠古故事，有如歐洲的殺戮女巫之風俗。女巫其實是掌握草藥知識的婦女，有時用草藥和手術助人接生或流產。
　　讀書明理，有了法力之後便遭到男人隔離，嫦娥的處境，與當今嫁不出的中年女子何其相似。近年時興冰皮月餅甚至雪糕月餅，要放入雪櫃冷藏的，中女食冷凍月餅，有否點滴在心頭之嘆？至於玉兔和吳剛，與嫦娥無關，而是後世附會。兔的繁殖力驚人，象徵繁衍的兔，卻只得一隻，又要搗藥做苦工。血氣方剛的吳剛，不能男女銷魂，卻要砍伐不斷合口的丹桂樹。與嫦娥擺在一起，便都成了禁慾和孤獨的圖像。
　　兔搗藥見於漢樂府《董逃行》。月中有兔，潔白如玉，手執玉杵，跪地搗藥，成蛤蟆丸，服之可以成仙。月有玉兔，日有金烏。《春秋元命苞》說：「日中有三足烏。」於是三足烏或金烏成了日的代稱，玉兔是月的代稱。至於吳剛，則是醉心仙道之人，可惜用心不專，被玉帝懲罰，終身砍樹。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咫》說：「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砍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道有過，常令伐樹。」
　　放在今日香港的環境，嫦娥是放工之後在雪櫃尋食的獨居中女，玉兔是勞苦不斷、日做夜做而將勞動成果奉獻予老闆的清潔大姐或洗碗阿嬸，吳剛是不斷進修又不斷失業的青年，日夜返工卻無一份正職。嫦娥、玉兔和吳剛，一同畫在月餅盒上，都咪話唔得人驚。中秋節團圓之際，一家人食月餅，看在眼裏的，卻是孤獨的嫦娥、玉兔和吳剛，頗有儒家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這是中國風俗的潛移默化吧。見了孤苦的月中三友，便「只羨鴛鴦不羨仙」，不要追求長生靈藥，也不要學神仙了，好好做個俗人，珍惜凡間的合家團聚好了。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傅柯《詞與物》之借題發揮

2010-09-19T17:34:00.002+08:00

　　一九八六年入中文大學研究院，傅柯的書買了一套，讀了十幾年。在德國修讀民俗學期間，大概是一九九三年，安德里亞斯．哈德曼老師竟然開了一個課程，研習傅柯的《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一個星期讀一章，用的是德文譯本，遇有疑難，也參照法文原本（一九六六）。德文本的書名用的是傅柯的原本書名，叫Die Ordnung der Dinge（《事物的秩序》）。我在書裏有很多筆記，寫這個書評的時候，本來想找書來看，然而遍尋不獲，也許離開德國的時候，贈送予友人Franz，他也於二〇〇八年初病歿。
　　傅柯寫的是知識史，知識的元素，所謂認識元（épistémè）如何構造出來，成為一時的規範，然後忽然遭受拋棄，來了另一規範。知識並非演進，而是斷裂的，時代之間有很多斷層和重疊。例如現代的知識關注人的自身，人成為心理學、社會學等研究對象，人成為一個科目。書名的副題，人文科學之考古，便是追溯人文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知識起源。由於知識生產網絡與官僚控制網絡互為表裏，彼此刺激對方衍生，人成了研究對象並非好事。這是傅柯知識權力共生論。現代知識的生產、實踐和報廢，都掌握在專家手上，凡人變得無權無力，傳統的風俗信仰和社群知識拋棄了，凡人失去了詮釋事物的自主權。

名物考寫鄉村風物
　　懷緬舊風物，也是追溯舊名詞，古人謂之「名物考」，我從字面意義借用傅柯的《詞與物》，十幾年前開始寫鄉村風物懷舊和語文懷舊，記載鄉土風俗和舊式中文，然後追溯歷史變化，思考何時改換名詞，也改換世界觀。例如種蓮藕和稜角的「水田」，荒廢之後，變成後來純作保育水鳥用的「濕地」，例如官府的「手續」變成政府的「程序」。本來是簡單的語言考據，也寫了十幾年，源源不絕。
　　傅柯書的第一章引述的歐洲始源醫學，令我察覺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性，印證了我去德之前寫的小書《術數批判》（一九八九）的看法。O.Crollius（1624）整理出十六種聯想模式（近感、遙感、類感、同感……），比起中國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其複雜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醫藥方面，中世紀的歐洲人一樣用同類相求、以形醫形的思考（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s）。比如說，核桃像人的腦殼，因此推論可以治頭疼，還說桃殼治頭骨的疼，桃仁治腦內的疼；紅色的昆蟲可以治血病；烏頭的種子像人眼，因此可以治眼疾。此等胡亂比附的藥方，無有療效。中世紀的德國醫生用的「放血療法」，將人體十二器官的疾病與黃道十二星宮配合，再以十二個月的節氣來指導施針放血，可謂「天人合一」的極致，不過也不見得有療效。然而，同樣也好像是聯想比附的中國針灸術和中醫藥學，到了今天依然有效，經得起現代醫學的考驗。
　　與歐洲的始源醫學對照之後，便理解中國醫學是以科學實證知識為基本，事後運用陰陽五行等玄學系統來組織其實證知識，以便執業者記憶和運用。現代人只看了中醫的玄學表述系統，容易誤解中醫是聯想比附，與巫術一樣。這些讀書偶得，只是與做中醫師的朋友講了，也在報紙上用雜文寫了，並無做什麼學術考究。
　　不是我懶惰，而是我深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後，學術停滯不前，毋須做什麼學術研究了。除了懷緬一下舊詞舊物，除了做愛，無事可做。
　　孔恩（Thomas Kuhn）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用範式轉變（paradigm shift）的理論解釋物理學的演變史，說明自然科學（物理學）理論模式的演化如潮流一樣，並無真理，阿里士多德的力學並非不如牛頓的，只是不合潮流。傅柯在一九六六年以認識元的突變來解釋人文科學的潮流變革。兩書各自獨立，卻一併拆破了科學的真理聲稱（claim to truth），預兆人類學術之終結。天地毁爛，人心腐敗。一九七一年，美元脫離金本位制度，啟動金融資本主義。
　　二〇〇七年我離開官場，二〇〇九年，入了嶺南大學教書，其中一個任務是生產學術論文。我沒有想起傅柯，連他的書也無迹可尋。

陳雲《明報》開卷看世界

公共評論因何仍要存在？

2010-09-15T16:37:00.004+08:00

　　打開每一份報章雜誌，少不免會火辣辣地寫着：中國評論、國際評論、財經評論、體育評論、時事評論、政治評論、藝術評論、文化評論、娛樂評論、時裝評論、音樂評論、電影評論……評論、評論、評論，總離不開這個令人血脈賁張的字眼。評論，像一把威猛熱火，即將燒穿你眼前正在閱讀的這張紙。
　　評論變成一項技能，就像一個人會吞劍、說西班牙文、高空跳水，或懂得刺十字繡、駕飛機、一分鐘打七十個字之類的特殊才藝。放在個人履歷上算是卓越表現，晚宴時能讓你誇誇其談，艷壓全場。只要有了所謂的評論技能，去到哪裏都有人敬你三分。
　　是的，是的，那些發出評論的人，努力強調自己眼中的中國、國際、財經、體育、時事、政治、藝術、文化、娛樂、時裝、音樂、電影，都跟別人不一樣。「我看見」的，「別人」的看法是一隻無藥可救的鴉片鬼，空氣中浮動着腐臭已久的僵屍氣息，音樂悽愴卻濫情，器皿精巧卻殘破，簡陋斗室晃動着一張張布滿橙皮紋的暗黃臉孔，上面鑲着一對細小狹長的眼睛，像神秘不可測的鬼魅般令人顫慄。
　　「我」的看法卻是一個高樓處處、道路條條的新國度。去掉了稜角，換上了有型的時髦大衣，男人搖身變成識時務的才子，女人變成風韻有餘的才女。哪裏能做評論，哪裏都是名利場。

適應現實非主要目標
　　許多宣稱擁有評論技能的人，化身為向觀光客兜售手工飾物的當地導遊，湧向你，包圍你，拉扯你的衣袖，召喚你的同情，要你信任他，請你跟他走。他們總是說，世情複雜，你永遠不知水有多深，沒有一點「手段」、「策略」、「計謀」、「網絡」、「背景」、「地盤」，你哪兒也去不了，甚麼事也做不成。倒過來，有了「本錢」，你就有本領，可以像舉止傲慢的肥蟹橫行無忌，把社會當作你家的池塘。
　　無論是誰告訴你這項真理，他們句子裏都有這一句：「我有關係。」你跟我談，就對了。那人會說他經常與「知情人士」有飯局，去過國情學習班，問過領導人有甚麼可寫不可寫。上次出了點岔子，那些有權有勢的世叔伯都蜂擁而出幫我解圍。總之，都熟，都認識，都有關照。打聲招呼，吃頓便飯，便甚麼問題都沒有了。
　　坐在「評論達人」對面的人先是驚訝，然後不解，然後無奈，然後諷刺，然後接受，然後習慣，然後聽命於哪一位有第一手消息讓你認識世情的人。
　　甚麼是評論？評論究竟為何？評論中最重要的原則是甚麼？刻下許多優秀的頭腦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評論，提出了心得，但若不同時思索「公共評論因何仍要存在？」這個關節眼問題，說出的話就只會局限於經驗，拘泥於細節，顯得市儈、瑣碎、平庸。公共評論的目的是讓讀者擺脫現實的奴役，而非適應現實。今天的情況恰好相反，評論正在全力做一件事，就是以適應現實為目標。人在社會中生活，當然有適應現實的必要，但這不該是公共評論的主要目標。有讀書大師之稱的台灣公共知識分子南方朔說過：「讀書人寫文章必須知道的，你以為寫一篇文章，像古時一樣可以改變世界是沒有的。寫文章是自己為了向自己交代，向良心交代。寫出來，能發揮一點作用，就很高興了，不要做夢，沒有很大作用。」在鬱卒背後，他大抵是說，公共評論不是為了適應社會，而是豐富自己。公共評論為了發展個人內在的精神能力，從而在外在世界面前獲得自由。當然這只是種內在自由，但憑着這種內在自由，這種彌足珍貴的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才能孕育出來。

培養智力活動習慣
　　「忘記了課堂上所學的一切，剩下的才是教育。」這是愛因斯坦說過的一句調皮話。愛因斯坦逝世前一個月，正值母校蘇黎世工業大學一百周年紀念，他應約為之寫紀念文章。在文章中，他沒有為母校捧場，反而以親身經歷批評學校教育體制的不合理。他回憶說，入學以後，他很快體現自己不具備做「好學生」的條件，例如專業功課、遵守紀律和認真做筆記等。可是，他滿足於以一個中等成績的學生身分出現，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東西上——以極大的熱忱在家裏向理論物理學大師學習。那位不拘於某個特定領域的大思想家，其實是說，拋開了教科書和聽課筆記，忘記了為考試背書的細節，剩下的東西才有價值。
　　知識的細節很容易忘記，何況需要時，很容易在書本上找到，所以把精力放在記住細節，既吃力又沒有價值。假若把課堂上所學的筆記全忘記了，而結果是甚麼也沒有剩下，那就意味着你是白過日子。甚麼是應該剩下的東西？一種智力活動的習慣，一種充滿學問和想像力的生活方式，使得你成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思想者，不管今後從事甚麼工作，也改不掉學習、思考、研究的習慣。
　　公共評論亦然。評論的真諦不是傳授知識，而是培養智力活動的習慣。評論存在的理由是讓一批充滿想像力的讀書人，在成熟的智慧和追求生命熱情之間架起橋梁，影響人家的智力發展，否則公共評論就不必存在。
　　文化評論人陳雲因連續寫了四篇（一、二、三、四）大罵地產霸權的政治評論，而被報刊通知「改版」不用再寫專欄。我物傷其類，遂以此文送給陳雲——這個不識時務者，又是擾人清夢的不可救藥的思想者，我或會忘掉他的評論內容，但這種充滿學問和想像力的生活方式，將必會剩下來。

邵家臻《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評論之終局

2010-09-06T10:48:00.004+08:00

　　踏入政壇，要知道終局何在，始可履險如夷，保存精銳，為社稷與黨人謀幸福，必要時自己抽身而出，這是從政的道義與智慧。撰寫政治評論，也要有道義責任和行事策略。要知道事態之終局何在，始可以採取觀點分析和部署言論攻勢，影響人心、改善施政或力挽狂瀾。政治評論是將自己的道義立場和歷史判斷押下的，玩忽不得。撰寫時事評論，倒是輕鬆一些，以事論事，明辨是非即可。評錯了，論歪了，有其他同行矯正，沒什麽大不了。時事評論並非我的謀生門路，我寫的是政治評論，即使是評論時事，也用政治評論的心態寫。故此，任何一篇（包括這一篇），都要發揮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極致，隨時預計被老總叫停，隨時準備被許多讀者冷待。
　　人類並非理性生物。政治的最終力量，來自非理性的群衆衝動，當中有好有壞，有行善的，也有作惡的，假如都沒智慧來駕馭，便都是不受控制的暴行。故此，為了社會安全，為了快樂生活，我們抵制暴力，特別是來自霸權的、有組織的暴力。社會需要和平的風俗、持續的對話與多元的評論。然則，當社會被霸權操弄，大部分人委屈求存，麻木不仁，政治評論就變成思想體操，成了文娛活動，只是滿足好奇和宣泄怨氣，並無實際作用。要改變困局，只能轉而求之於非理性衝動的總體爆發，在廢墟和殘骸之中重新建設。這叫革命。眾人壓抑久了，到了轉捩點，要爆發行動，理性分析和善意忠告，就只限於同道之間流傳；公開發表，就「阻住地球轉」，變成反革命了。故此，幾年之前，我終止評論內地的政局，如非關涉香港，提也不提。中國內地敗象紛呈，終局可以預見，只是公開講出來沒有意思。了知終局而不能力挽狂瀾，就無謂阻延政局崩壞，就只得自設評論的終局，自行了斷。
　　政改之後，香港的終局，已可預知。於是我在政論專欄，將言論層層推進，達到極點，一般人認為是天方夜譚，連預備中國崩潰的「中美共治香港論」都說出來了。十幾年來，我也不斷抨擊地產霸權，是寄望他們顧全大局，留有餘地，不要敗壞香港這個中華有生力量的保存所。然則，朽木不可雕。在《信報》的最後一篇政論，抨擊他們將香港變成人間地獄，諷刺他們終歸要入地獄，其實是想停筆，不再寫政治評論了。這是為自己設下的終局。報社頂不住而剔除專欄，是意料中事。然則，假若報社老闆和地產廣告客戶寬宏大量，你忍得我，我也忍得你，相忍為國，我會守持君子風度，不再縱橫議論，改寫時事評論應世，以一件件的小事情來改善社會。
　　畢竟，只要有絲毫的和平改良社會的機會，也不應放棄。總體爆發的暴亂革命，史上沒有多少個政治家有道德操守和通透智慧去駕馭。當然，用來消滅邪惡霸權，以惡止惡，革命很有效。然而，革命的功用，所謂弔民伐罪，也僅止於弔民伐罪而已。要開太平之世，靠的仍是溫溫吞吞的理性商量，跌跌撞撞的實務改善。
　　突破困局，建立樂土，需要智慧、需要韌力，更需要快樂平靜的心境。比如打坐，有些沉悶，但不緊要，慢慢就樂在其中，成佛也得靠這個。至於斬妖除魔，道心不淨者，只是消前生孽障、也是結今世孽緣，在惡之中輪迴，非成佛解脫之道也。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氣場

2010-09-03T13:51:00.003+08:00

既有事理，法術何來？法術乃非分之想，是知識的過度引申。事理由智力及慾望而來，智力不敵慾望，不敵貪、嗔與癡，便有法術。比如說最古老的法術—巫蠱之來源。先民目睹人或獸死後腐臭，有蒼蠅的幼蟲（蛆）爬出來，便認為將蛆放在人身上可以致病，試驗之後，果然如此，蛆將病由腐屍帶到他人身上了。即使當時並無病菌或病原的觀念，推論也符合理性，經得起試驗。

非理性亢奮
然而，可否引申一下，將蛆放在他人家門，可否致病呢？若不便走近家門，取人家的痰沫、頭髮、指爪可否代替該人呢？取他的衣服可以嗎？若連身體遺留物或衣服都取不到，可否用木雕個人偶或用茅草紮個草人代替？至此，巫術便成形了。並不是人人都夠膽如此引申的，要那些精神不正常或信心特別大的人，經常進入迷狂狀態的人，而該社區又接納此等人是非凡者而不是瘋癲者，法術方才可以生根，而術士成了信任對象，或至少是在特定時刻的信任對象，例如在天災、巨變或迷茫無助之際。

法術乃原始科學，與現代的科學技術一樣，主旨是效率：以小換大，以少帶多。例如耶穌以五餅二魚施食，佛教之瑜伽放焰口布施，觀想米糧放大如須彌山，民間用祭品與紙錢饗祭亡靈，都是用法術來加強效率，放大槓桿比例。紙錢冥幣的巨額幣值，是無與倫比的貨幣寬鬆政策；一兩碟豆腐芽菜和幾碗白飯，餵飽滿街餓鬼，是非理性亢奮的槓桿交易。

神秘媒介
科學失去了現實的效用概念，便是儀式。例如現實的米，煮熟之後，發大為飯，容易消化又飽肚，加水煮成粥，餵飽的人更多。當然，肉眼也看得出，粥的米量稀鬆，很快耗盡物質而肚餓，但粥有助米糧消化吸收，可以耗盡米糧的效用，故此饑荒時代，仍要煮粥，這是現實的效用概念。然而，如果餵養或奉獻的對象不在現世，而在不能觸摸的仙界、陰間或某種神秘媒介，則效用觀念便不受限制，只要夠膽想，效用要幾多有幾多。中國最早的殉葬品，是實物的車馬甚至真身的奴婢，到了秦漢便是陶器陶俑，到了明清之後，略備金銀布帛之外，其餘都是紙紮品。

當今，氣場是新紀元信仰的神秘媒介，中西都有，功能百搭，是最為一般術士濫用的概念。現代科學的物質觀念是可以精確量度的，遠古科學（protoscience）的物質觀念是模糊的，甚至物質的概念也是模糊的，甚至不能離開觀察者的心念，所謂心物不二。中國的氣，有先天精氣與後天穀氣之分，觀念雖然模糊，大部分的描述仍以物質為本。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流行「人體特異功能」研究，以此名來掩飾道教的神通。研究結果，大致認為體內的內氣是生物電，發放在外的外氣是微電流，都有微弱的電場、磁場可測。以現代科學的觀念，氣流的區域，不論是內氣或外氣，都叫電場或電磁場，而不是「氣場」。電流同時產生電磁力和電磁波，只是觀察或量度電流的物質現象的方法不同，而稱電為粒子流或電磁波。

氣場只是偽科學觀念或擬科學觀念，英文叫pseudo-science。香港的術士也用氣場來翻譯新紀元的「能量場」。能量（energy）是總合之名，但絕不糊塗，是可以用做功（work）來觀察和量度的。有些術士為了虛擬科學，也挪用「能量」來比附靈力。例如說某處有鬼，便說靈體能量很強，或者氣場陰森，便用量度微電流的安培計來量度。例如在清晨的山溪，將安培計的兩極插入水中，電錶因靜電和濕氣而輕微跳動，便說有靈體異動了。

以太學說，借屍還魂
新紀元的氣場論，與中國的氣不同，而是來自古希臘科學假設的「以太」（aether或ether）之說。宇宙之中，充實以太，用以傳導光，正如聲音以空氣傳導，水波以水傳導。十九世紀，物理學家發現光在不同的物質中運行，速度不變，光是電磁波，不須媒介傳導，於是以太學說淘汰了，變成遠古科學。然而，以太的觀念，卻以秘密的（esoteric）的方式流傳，成為能量和靈光（aura）的傳導媒體，成為氣場（energy field）、人體氣場（auric field）等觀念，並且用心靈觀察及靈氣照相術（aura photography或auric imaging）等方法描述和記錄。

所謂心靈觀察，是將受觀察者置身於素淡的牆壁之前，燈光微弱，觀察者放鬆目光焦點，視野散淡之後，便可觀察到該人頭頂和肩膊有微弱的光彩，向外散射。此術與古代中國術士觀陽宅或相人的「望氣術」相似。靈氣照相術則將人的手指接通微弱的電流，在白紙板之前拍照，身體因通電而令特製的感光底片出現七色。七色對應印度瑜伽術的七個脈論（chakra），顯示健康、靈性、情慾、疾病之類。六年前，我仍在政府總部工作，傍晚隨友人去做靈氣照相術。友人心情抑鬱，術士測中其因男友分手而哀傷不止，友人梨花帶雨，淚灑當場。輪到我，照相之後，術士問我是否腸胃不適，說我有腸癌之虞，囑咐檢查為妙。我也真的去檢查了，發現是腸胃功能紊亂，醫師說是工作緊張所致。

古人說方術應驗，是「雖不中，亦不遠矣」；我親身經驗，是雖中，亦遠焉。頗多現代方術，都是如此。用以調劑生活、反省人生可以，用以決策大事，則是問道於盲，自尋煩惱也。

敬告讀者：因副刊改版，本欄今日終止。筆者感激諸君十一年來之厚愛及包涵。餘下之題材，各依系列，續寫成書出版。

陳雲《信報》副刊．文化．我思故我在

擺陣

2010-08-27T15:49:00.004+08:00

擺陣，好大件事。俗語話齋，唔打得，都要睇得；失去目標，無仗可打之時，睇得就是一切。風水先生要擺陣，街頭之寬頻人、信用卡人在地鐵站口攔截顧客推銷，也要擺陣。十幾日前，於九龍某商場一潮流百貨店之入口，目睹各式新紀元（New Age）水晶飾物及水晶陣，頗為錯愕。水晶陣放於圓盤上，如年前便利店換領之吉蒂貓蒐集盤。上有簡單說明，如求財運、求戀愛、增人緣之類。陣法已由圓盤設定，回家放下即可，不必自行摸索。想不到新紀元（New Age）法術竟然出現「懶人版」，擺陣變得好方便，小事一樁矣。

石頭崇拜
水晶的新紀元信仰，源自人類自古至今的石頭崇拜，泰山石敢當、土地石、姻緣石是石頭崇拜，相信鑽石價值恒久乃至樓房地產保值—香港的所謂「買樓教」，都是石頭崇拜。水晶是半寶石、閱讀輔助工具及時間量度工具，故即使在科學時代，也獲賦予神力。

水晶（crystal）的礦物成分是石英（quartz），是矽的氧化物之一，化學成分是 SiO2，如一般的透明沙粒，但石英乃矽氧化物之成長結晶體，猶如糖晶體不斷成長之後，成為大粒之冰糖。天然水晶形態優美，在礦石之中仍是珍貴。水晶呈半透明或不透明，如含有其他礦物雜質則會現出他色。水晶在歐洲中古時期用於寶石及雕刻，據說古代的塞爾特人（Celts）用水晶來占卜和崇拜，位於英格蘭之威爾特郡（Wiltshire）巨石陣（Stonehenge），就是巨石崇拜的遺迹。歐洲其他考古遺迹的巨石陣，多作環形，功能是墓葬、祭祀或天文觀測。此乃水晶擺陣之信仰來源。

魔鏡占卜
水晶用於占卜及透視未來，起源卻是閱讀放大鏡。歐洲十三世紀時期，工匠打磨巨大之凸透鏡，置於書頁，為老花眼之閱讀輔助，巫師乃挪用此技術為靈視之術，成為觀水面、觀鏡面之巫師的「技術革新」。觀鏡以知未來，是歐洲及中國共有之信仰。德國《格林童話》有「白雪公主」（德文Schneewittchen）故事，公主之新母后問魔鏡：「魔鏡乎魔鏡，誰是世上之絕色婦？」魔鏡答：「皇后是也。」及後，白雪公主長大，亭亭玉立，魔鏡便說絕色婦是白雪公主，於是母后吩咐獵戶將公主殺害，獵戶不忍，棄公主於森林，公主便與七小矮人同住。母后得知公主未死，便扮成農婦，送公主毒蘋果，公主不虞有詐，食後昏厥，小矮人將之納入水晶棺內保存。

童話之中，觀鏡占卜和水晶墓葬兩個元素同時出現。即使在共產主義的所謂無神論社會，也不能擺脫民俗信仰。列寧和毛澤東的屍體，便納於水晶棺內，以示精神不朽。毛澤東之水晶棺，放在毛主席紀念堂正中，紀念堂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與正陽門之正中，等距各兩百公尺，也就是原中華門之處。此乃政治擺陣。

科學變成儀式
近代發現石英晶體表面齊整，接上交流電之後，晶面來回搖擺，振動頻率穩定，可用之推動秒針，成為時間之準確量度，故此水晶借助科學，添加神力。頗多的民間信仰，特別是擺陣之說，都來自遠古科學（protoscience）之傳承及現代科學之俗化，其原理猶如中國遠古科學之軍事布陣（如八陣圖）及建築與水利工程變成明清之後的風水陣法。風水之開運、擋煞等陣，原本頗為「大陣仗」，如植林、築牆（如照壁）、改路、壘山圍堰、開渠挖湖等，有實際改造環境的功效。此等技術下降民間之後俗化，演為宗教儀式（ritual），變成在屋內某窗台放置五粒白石春（卵石）、玄關擺放大葉水栽植物之類的簡易法門了。放石春可以改善心情，卻不會改變環境。

中國清代之一貫道，有「道降火宅」之說，由廟堂之大道，下降或隱伏在民間之尋常百姓之家，謂之道降火宅。德國民俗學家老曼（Hans Naumann）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提出「下降之文化產物」說（德文gesunkenes Kulturgut），謂頗多民間風尚及信仰，俱來自上層文化之俗化。水晶擺陣，淨化氣場之說，可謂近焉。所謂「道並行而不悖」，遠古科學並未為近代科學淘汰，只是以隱（esoteric）的一路，以自然療法、水晶治療、靈氣（reiki）、催眠術等形式繼續發展。

印度脈論與埃及碑石
香港流行之水晶信仰，是以七色之水晶，對應印度瑜伽術的七個脈論（chakra），產生鎮煞、淨化等功能，混雜歐洲與婆羅門之信仰。我曾修煉軍荼利瑜伽術（kundalini yoga）三年，略知三脈七輪之說。三脈是身體之左、中、右三脈，七輪是頂輪（白）、眉間輪（紫）、喉輪（藍）、心輪（綠）、臍輪（黃）、生殖輪（橙）及底輪（紅），對應彩虹之六色及白色。密宗之本尊觀想，也有脈輪、種子字、色彩之觀想術。密宗法會，常見女子攜帶水晶，擺出陣勢，吸收道場能量。

市面售賣信仰用之水晶，除了尋常的球形、鍊墜形之外，也打磨成尖塔形，如古埃及之方尖碑（Obelisk）。古埃及之方尖碑，乃刻日記時之日晷。今日之雙尖形白水晶（Quartz with Double Terminated Points），商店如此描寫其神效：「長形雙尖水晶可以作雷射激光柱的用法，功能更為強大，可增強自我保護作用、提高個人氣場。有聚焦、集中、擴大、記憶的功能，其振動頻率非常高，是所有能量的綜合體，稱晶王。可鎮宅辟邪，淨化全身脈輪。」觀此，便知是光學（聚焦、集中、擴大）及電學（振動頻率、儲電記憶）之俗化，混雜歐洲科學與印度信仰。混雜之中見自由，乃舉世庶民之情趣，並非中國人獨有也。

陳雲《信報》副刊．文化

問世間，煮是何物

2010-08-26T15:46:00.001+08:00

　　晚飯去了某餐館，侍應介紹一味新菜式，南美洲新到野山菇，用鮑魚汁伴以原隻南非鮮鮑魚熬煮。取價一百多港元。侍應殷勤，心情愉快，便點了此菜，算是獎勵服務。端了出來，菇色深棕，滲入鮑汁過度，味道濃而重。菇傘雖厚而大，質地卻是鬆軟而綿，如在車仔麵店食的豬紅。（豬紅還好些，鬆軟但脆口，味厚但單一。）鮮鮑當然是硬韌難嚼，而且鮮鮑質地密，用了鮑汁也不入味。愈嚼，味道愈寡淡。
　　耐嚼的味道寡淡，鬆軟的味道濃重，正是剛柔顛倒，厚薄不分。况且，用鮑汁來煮鮮鮑，猶如用雞精來煮鮮雞。為廚如此，無話可說。伙計走來，誠懇問我意見，我苦笑不語。
　　現今的食物如貨幣一樣，供應充足，卻大大貶值。我現已不煮食也不嘗新，只是懷緬。烹調之道，有利害兩面，要分辨輕重，識別剛柔，始可為廚。烹調的火與鹽，是最基本的兩大元素。火與鹽，用以增味，也用以防腐。肉食火烤之後，容易為腸胃消化，也可殺菌而耐放。鹽可以分解食物內的谷氨酸，刺激味蕾，也令食物脫水而保鮮。火烤、臘乾與鹽醃，食物味道增厚，同時防腐。食物愈要留得久，愈要運送得遠，便要愈多鹽，愈臘得乾，變成乾肉乾魚乾菜之類。因此，味道之厚薄，與保存與運輸有關，非單是口味喜好。
　　保存和運輸，保證糧食用得有效率。收穫食不完，不想浪費，便保存日後再食，或運去別處交易。因此，調味愈濃，顯示離產地愈遠，食物愈不新鮮。鮑汁煮的南美洲山菇，除了可以扮矜貴，提價百元之外，也有心理因素作祟。快餐店的食物味道濃重，也是由於食物非當地土產。急凍食物，千里運來，能有什麼新鮮煮法？只能狂加味料，如醃木乃伊。超級市場的罐頭，也有很多增味劑和防腐劑。以為是增味，其實是防腐。
　　以前香港食用土產雞的年代，自然的煮法是白切雞，政府逼走養雞業之後，只能煮豉油雞。日本近海取的鮮魚，切片即食，不必烹煮，不需調味。現代城市由於燃料易得，一開掣便來煤氣或電力，於是耐煮之物、大火煮炸之物，甚至老火湯，大行其道。舊日柴草難求，如此煮食，匪夷所思矣。聽到人家說，老火湯是傳統廣東食制，也是苦笑，兒時在農村家常的瓜菜滾豬肉清湯，才是傳統飲食吧？舊時只有藥用的滋補湯料，才燉三五個鐘頭的。然則，現今農場密集生產，將種植周期縮短，種植密度增大，土地和水源還有毒的，產出的瓜菜，能清煮、清炒或滾湯麼？失了真味，能不加鹽加醋，亂煮一通？混合產地，胡弄fusion，將海鮮納入雞肚蒸熟之類。宣傳者視為創意，知味者視為防腐，遮掩食物與廚師之缺陷而已。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失落的一代又一代

2010-08-25T11:03:00.001+08:00

　　習慣「失落」，似乎應該是正確的生活哲學。「擔當」，成為了一個充滿嘲諷心態的字眼。「社會改革的激情」，早已被性愛的快感所取代。「領袖」，比較像是傳媒開玩笑的封號，而與「擔當」和「改革」無關。「理想」，可以用來指摘別人的不識時務，也能拿來抬高自己的身價，這只端視當時語言的方便。
　　是的，一切都只剩下語言，再也沒有關於價值與道德的討論。即使是衝突，也只有口頭上的狡辯，以及說不盡的藉口。公共辯論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新的內涵真的還沒有被填充進來，人家卻因此而欣喜。語言文學失掉了該有的重量，人類的責任恍如來到無重力的月球環境，只能輕飄飄地在漂浮，無法強而有力地界定任何事物。那是一場混亂，人家混水摸魚，或亂點鴛鴦，還為自己偶然的聰明沾沾自喜。
　　他不願像上一輩人為自己負起全部責任。他退縮、他害怕、他懦弱。他既不信上帝，又否定自己。他只能戴着「好儍好天真」的面具，躲在自己的蝸居，陪着看不完的垃圾電郵和無新意的電視節目，以及桌上那杯還沒飲完的珍珠奶茶，沒精打采地生活。這就是他的世界，這就是所謂的「失落」。

是個封塵說法
　　八月十二日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青年日」，聯合國國際勞工團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於十一日發表了《二Ｏ一Ｏ年全球青年就業趨勢》，報告指出，受經濟危機衝擊，去年全球青年的失業率，達十三個百分點。二十四歲以下適齡就業的青年人，約有八千一百萬人未能就業，創下歷史新高。報告作者Sarah Elder特別指出，全球金融危機對青年失業率的影響遠大於成年人口，而青年就業市場回溫速度也比成年就業市場緩慢。那些失業青年人，因對就業前景深感挫折，已索性放棄尋找工作，久而久之將淪為「失落的一代」，喪失經由就業改善生活的希望。「失落的一代」，其實是個封塵的說法。海明威在未取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的第一部小說《The Sun Also Rises》就提出了「失落的一代」。《The Sun Also Rises》原本被命名為「失落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後來海明威覺得「失落」未免太過消極，人生即使有失落、焦慮、迷失，仍可從自我本身作為真正價值的起點。今天過後，明天又是象徵着希望的朝陽升起，所以堅持以《The Sun Also Rises》作為第一部小說的名稱。
　　「叛逆之火像戰爭之火燒毀了文明一樣，道德、上帝、公理，一切都顯得毫無意義。」海明威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流亡巴黎的一群英、美作家為背景。這一群來自各國而聚居巴黎的年輕人，對上一代價值觀普遍懷疑，又無法在當代建立新的典範，於是以聚賭、服藥、縱欲等放浪形骸的生活模式，對抗虛無和失落的恐懼，最後成為遊蕩外地的「異鄉人」。
　　不過，與其說聚賭、服藥、縱欲是私密的歡愉、是罪惡的淵藪、是不能自拔的癡迷，不如說是個人用來與世界劃清界綫的最後武器——我控制不了外面的世界，我只能控制我的身體。身體本來並不驚世駭俗，真正驚世駭俗的，是個體想脫離群體操控，以實踐特立獨行的欲望——無論以國家、社會、社群之名出現也好，我都不想理會。

失業問題前景堪虞
　　我必須懂得在適當時候離開：在電影完結Roller出現之前，便抽身提早離場；在晚餐甜品上桌之前，便推開椅子告辭；在甜蜜纏綿終結之前，便掙脫臂彎逃去；在情緒激動到爆炸之前，便忍着淚水轉身。法國小說家卡繆的《異鄉人》(《Stranger》)正是說明這種「毫不在乎」的存在狀態。主人翁 Meursault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公司有意將他由阿爾及利亞調職到巴黎，但他毫無上進心，一口拒絕了難得的升職機會。他的親密女友問他是否愛她，但他只是支吾以對。他的母親過世，他仍毫無傷感，甚至連母親在甚麼時候過身也不敢肯定。最荒謬的是，他為了小小事情而殺人，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他完全沒有為自己謀求減刑，最後甚至被判死刑，始終仍滿不在乎。《異鄉人》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這種對苦悶心靈的投射，正好遇上了當時英國社會經歷了由盛入衰的時刻。水門事件、越戰後遺症令傳統價值分崩離析，人家可以做的，僅是死抱個人主義、反對社會建制，全然不理會他人，就是精神上一片空白也罷。
　　至於我城，根據勞工及福利局所提供的數據，二ＯＯ九年十月至十二月，十五至二十四歲青年失業率為百分之十一點九，共四萬零七百人，稍低於全球數字，但若單看十五至十九歲青年失業率，長期高企兩成或以上這個事實，青年失業問題的前景可謂堪虞。「由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只有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才會以為是一本舊文學巨著，或是一條過目即忘的新聞標題，渾然不察它其實是對當下社會的客觀描述——青年人，是失落的一代，而我們，則是失落了一代。

《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記憶如何錯誤──奉覆陸離女士

2010-08-22T15:34:00.003+08:00

　　前幾年正當天星碼頭的存廢之爭成為熱門話題的時候，有幾位朋友覺得那批保育份子的熱情很不可思議；他們不曉得為甚麼這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會這麼在乎一座老建築的去留，也不明白自己曾經不太重視的「集體記憶」怎麼就忽然成了一股潮流。雖然，集體記憶並不是那場運動的唯一訴求，可是它卻實實在在成了許多香港市民瞭解此事的入口。說到集體記憶，我這些朋友可就有話要說了。有人想起數十年前渡輪上不同艙次間的身份差別，有人則想起這座將要拆毀的碼頭早就不是當年自己天天經過的那個老碼頭了。假如保育份子現在要保的東西根本不是甚麼饒有年歲的原件，而是一個完全後生的新事物；為甚麼他們還要為它付出這麼大的勁呢？又假如一位上了歲數的人，明明見識過兩代天星碼頭的交替，卻還是默默走到現場，看看這群青年的喧騰與汗水；你猜她心裏頭到底抱着一種怎麼樣的情懷呢？
　　這真是一個越想就越複雜，也越想就越有趣的問題。而這種聯想，本來大可以發生在〈梁文道訪問盧瑋鑾：關於香港，我知道得愈多，就愈有感情〉（《讀書好》2010，4月）的讀者心上；但是因為我的一個錯誤，弄混了盧老師的原話，沒有點出她真正有過感情的其實是上一代的天星碼頭，於是我的讀者便喪失了這個機會。這難道不是一件很讓人遺憾的事嗎？
　　我替《讀書好》雜誌做過不少訪問，以我粗疏的性格，恐怕每回都記錯了很多東西。有些受訪者（如董橋先生），或許會婉轉相告，使我得以在後來結集時改錯更正；可是有些受訪者客氣，我便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失誤了。站在讀者的角度來看，陸離女士的〈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矯正了我的錯失，使他們能夠重新體會盧瑋鑾老師的微妙心境，這難道不是一次非常慈悲的佈施嗎？其實，我覺得任何批評也都是一種了不起的佈施。
　　二十年前，我好打筆戰，甚麼「真理越辯越明」之類的道理我全把它當成爭勝的藉口。現在回想，那是因為我以為自己要比自己所談的事情還大。如果一個人把自己寫過的文字說過的話全當成自我的擴大與延伸，那他當然就不能忍受別人對他那些產物的挑戰了。一直要到這兩年，我才明白原來每次簽在書上的那些「×××先生斧正」都應該是真誠的。至少我以為，寫作並非自瀆，要寫是因為有些事值得說與人聽。一切攻錯，一切筆戰，都真的和自我之尊嚴無關。
　　話說回頭，其實陸離女士的某些提問我早就輾轉在林道群兄和邁克的文章裏讀到了，只是當初我一來怕貿然直接回覆陸女士不太得體；二來我也心存玩忽，甚至還想學邁克搞笑一把。如今反覆拜讀陸女士的大作，難免後悔不已，不能不深自省思。
　　首先，我卻先要澄清關於「西西回流說」的問題（陸離女士見到的那篇文章其實是《讀書好》雜誌對我在今年台北書展的講話紀錄）。也許大家不相信，但我的確知道西西的作品首先是在香港出版和獲獎的；任何一個對香港現代文學史稍有涉獵的人恐怕都不會搞錯這點吧。所以我那番話的重點並不是西西作品首發的地點；而是在一個和華文出版有關的背景上看，假如沒有台灣文壇和出版界的「回流效應」，本地政府和文學界之外的社會人士可能不會廣泛認知西西的重要，本地廣大讀者也就可能不會那麼容易讀到西西的作品了。我這個想法對劉以鬯先生和《素葉》等諸多前輩沒有絲毫不敬，純屬以事論事而已。
　　如果「西西回流說」這一點是觀點的分歧，那麼陸女士提出的其餘疑問便都和事實相關了，而且她說的全部都對。尤其是我在《我執》裏頭述及古蒼梧先生見證陳輝揚先生在五台山剃度一段，更可謂大錯特錯。擾及二位前輩，我非常悔恨，謹此衷誠致歉；拙作來日要是還有再版的機會，定當聲明更正。另外，我在〈失落的慢讀〉中又錯把史諾比每天一字讀完《戰爭與和平》的故事改成了他每天一字地打完全書，這也要特別多謝陸女士的指正。
　　為甚麼我會記錯這兩件事？這類錯誤有沒有可能避免呢？表面上看，這叫做粗心大意，只要為文之際多加查證即可。但我覺得這個想法對自己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因為我們每天說話寫字都會涉及大量事實，想要逐一核對根本就不現實。所以這裏的關鍵在於自己有沒有感覺到核實對證的需要。假如我要談漢朝滅亡的年份，那麼我一定會去查考它的確切時間；可是在我寫到太陽升起的方向時，我就肯定不會要求自己再親身觀察一次了。簡單地講，我應該把前述問題修正為何以我會把這兩條事實的記憶當成太陽從東邊升起的那一類「常識」？憑甚麼我會有這種不自覺的信心呢？
　　為了深入認識自己的過失，除了不懈追問自己的記憶方式，這兩週我也翻閱了好些有關記憶的書。果然，在已故法國哲學家里柯（Paul Ricoeur）的《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裏頭，我讀到了一個很有用的區分，那便是「回憶」（remembering）和「記憶」（memorization）的分別了。「追憶」指的是清晰意識到自己經歷過的往事，並且主動回溯追索有關那次事件的認知和感受。「記憶」則是一套相對穩固的資訊與感知，純粹有待吾人甦活催醒。放在我這個例子來看，問題就在於我根本沒有要「追憶」那兩條訊息的意思，因為我早就把它們當成一套非常穩定的「記憶」，似乎自然而然地就能把它們呼喚出來。結果很明顯，哪怕我寫得再小心，我很可能還是會犯下這個錯失。因為這兩條錯誤記憶埋得太穩當了，乃至於我根本感覺不到「追憶」的需要；如果沒有意識到「追憶」的需要，我又怎會主動核實它們的真假呢？
　　然後我就可以再往下探，挖掘這些錯誤記憶的根源了。科普作家瑪莎．魏曼．里爾（Martha Weinman Lear）在《誰偷走了我的記憶》中介紹了不少記憶系統的分類法，其中一種是「語義記憶」和「情節記憶」的區分。她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說明這兩套記憶的關係：如果「帝國大廈位於紐約市」屬於「語義記憶」，那麼「情節記憶」就是「我們曾參觀過帝國大廈」了。也就是說，前者關乎客觀事實，後者則是對於這項事實的個人體驗。一般來講，前者要比後者易記；但是後者有時也會影響到前者，正如個人的主觀經驗可以扭曲客觀事實一樣。我為甚麼會生出古蒼梧先生目睹過陳輝揚先生出家這麼離譜的記憶呢？莫非這是受到了我對二位先生的印象之影響？而這些印象和自己的情感有某種聯繫，於是我把一套非常主觀的情節加在另一篇文章之上，形成了一套自以為不必追索的穩當記憶？
　　在魏曼．里爾這本書裏頭，我還讀到加州大學狄肯教授的一段話：「我認為記憶是種複寫的過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某物上不斷複寫的過程。因此，目前記在大腦中的每個事件，還是當時記下的模樣嗎？或許是，但不是以我們所想的形式存在。因為每當我們記下某些事情，我們總會將其複寫在其他記憶之上」。如果我這兩條記憶不只經過個人主觀經驗的變形，而且還在複寫的歷程中不斷摻入了其他層次的記憶；那麼我就必須面對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了，那就是導引這一切扭曲與複寫的傾向究竟源自何處。
　　根據魏曼．里爾，錯誤記憶有時來自於想說一個好故事的慾望。這故事不一定需要聽眾，它也可以只是一個自己喜歡的故事。對我而言，「史諾比每天一字地打出了《戰爭與和平》」可能是個比「史諾比每天一字地讀完了《戰爭與和平》」更吸引的故事，所以我就把真實的版本改造成前面那個版本了。理由？大概是因為這個改造版本的難度更高，涉及到了我對藝術創作之極限的興趣：也就是說，文字寫作可以在一種沒有預先謀篇的情況下逐字組合而成嗎？
　　無論如何，記憶這回事正如魏曼．里爾所說的，就和夢境一樣，深受潛意識中慾望與恐懼的影響。我漸漸發現陸女士指出的這兩項錯誤皆是我個人慾望投射的結果，也是我某種恐懼的回聲。所以陸女士對我的其中一項指責現在看起來就格外有意思了。在批評過我搞錯了史諾比的故事之後，她進一步責難我對那個故事的感想是「過份鑲嵌花巧的文字，去包裝記錯又信口誇張的內容」。照道理講，一個人若是從頭就記錯了一件事，他建立在這個記憶上的隨後鋪衍又怎麼能說是刻意的包裝呢？然而，陸女士這句話在我眼中卻別具哲學意蘊，因為它等於是在問一個人有沒有可能「刻意錯認」（deliberate misattribution），然後再對它巧飾遮掩。我懷疑這也許正是我的情況：在潛意識的層面，我知道真相，只不過為了成全慾望逃避恐懼，我竟選擇扭曲真相並覆上重重厚網，好把它們轉到自己期望的方向。至於慾望甚麼恐懼甚麼，我就不在這裏多說了；但起碼我認識到了克服這類過錯的一些辦法。我不能保證日後不再令到陸女士懊惱，我只敢說自己對拙作的一切過犯通常要比指正我的先進還認真。
　　陸女士又很懊惱我常常在英文的複數型上犯錯，這也令我非常抱歉。坦白講，我中學一直沒有唸好，回港升讀高中以前，甚至連26個字母都背不全，真是有愧師長教導。雖然後來憑自學稍有長進（最少能背字母了），雖然自忖s這個音還是發得出來，但我英文基礎爛卻是不爭的事實。今幸得陸女士不吝教誨，我一定提神改進。
　　也許可以教陸女士稍感寬慰的，是我已決定從下期開始便不會再替《讀書好》雜誌做人物訪談了，應該可以減少她的煩惱。我知道有些朋友會覺得我今日犯下的錯誤都是我「紅」了之後心高氣傲的結果，不過我可以衷心地說，對於「紅」不「紅」這種事我一向沒有太大感覺，如果有，那也只是更加厭惡自己。然，各方友好的要求以及與日俱增的工作卻壓得我不勝負荷。就拿《讀書好》的訪談來說吧，首先我要記者把錄音逐字打成一份三萬字上下的原稿（所以他們才是最辛苦的），然後我再將它修整為剩下一萬字左右的文章（所以最後的文責在我）。儘管我常常要花一個通宵才能勉強完成這個工序，可我就是無法防止把《中國學生週報》弄成《中學生週報》之類的筆誤。除了無能，時間不夠肯定是個很要緊的因素。
　　不知何故，少年起我就有種不會活得太長的感應，再加上不善拒人，往往不知不覺便攬下太多超出能力範圍的事。可如今我已是快四十歲的人了，當知個人限度所在，不應再把自己看得太重。世上能人不少，香港新進尤多，怎知道別人不會幹得比我好呢？為此，我要再度感恩陸女士的善意提點，助我航向另一段旅程。

（附記：上週拙作〈莫貝之別──敬覆方舟子先生〉原來弄錯了回應對象，〈揣著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實乃流光君手筆，方舟子先生只不過是轉載該文。在此向二位致上萬二分歉意之餘，又讓大家見識到了我的粗糙疏忽，豈不可笑？）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

「天空是藍色的」不是中文

2010-08-22T14:15:00.002+08:00

　　設想，民初的學堂，容許白話入文了。某日，古文老師走過留洋歸國的中文老師的書桌，見了學生在習作簿抄寫一句：「天空是藍色的。」後面拖着圓圓的句號。古文老師來了脾氣，禁不住評說：「濫情直露，無病呻吟」。新派老師大惑不解，反駁道：「噢，這是全然合乎語法的中文啊。」他的英文語言知覺，本來要說Oh come on! It's perfectly grammatical Chinese. 但到底是中文老師，話就吞回去了。
　　大勢已去，古文老師辭職回鄉。追隨古文老師的學生愈來愈少，一千學生之中，不到一個；追隨新派老師的，一千學生之中，有一千個，因為公費學校都用新法教學了。古文老師也安分，他想，即使在唐明皇的年代，聖賢在位，千人之中，也只有一個是識字能文的吧。
　　英文的is，變了中文，就是「是…的」？北方口語，「你這個做得不對」，是平常話。「你這樣做，是不對的」，是教訓語。粵語「你咁樣做，唔啱」與「你咁樣做，係唔啱嘅」，也有分別。北方話的「是」，粵語的「係」，不等同英文的is，不是文法字，是語氣字，加強語氣的襯詞。庶民口語，謂之白話：「今天呀，有藍天啊。」「嗯，你看，天晴了噢。天色真藍啊。」「天空是藍色的」是洋話，不是白話。語言思維仍未洋化的唐人，如斯沉重之言，豈會隨口而出？
　　若是作文，至少要兩句對照，始可發沉重之言。「天空是藍色的，但我的心卻只是灰暗。」「天空是藍色的，但我的心卻是一片的灰。」寫日記，也該如此吧：「昨夜陰霾密布，今晨卻是一片湛藍。」然則，何以小學生不問前文後理，便要被逼造「天空還是藍色的」這樣的句？這是教A貨英文，不是教中文啊。前文後理不識得，練習簿上，句句都是重話，學生不知何謂含蓄，一開口就吶喊，人人語言暴戾，得了語言躁狂病而不自知，滿口的強烈抗議、嚴重同意。
　　英文勉強可以用語法教學來輔助，但中國語文要在作品之中，在範文的語境（context）之中教的，不是在機械式的文法造句之中教的。獨句不成章，脫離文學作品的語境來教學，學習主詞、補語、定語、狀語，造孤立的句子，是亂來。
　　舊日的私塾學生要讀古文，作對聯，而不是讀小品，造單句。好辛苦啊，但兒童腦內之語言區應變力強，舉重若輕矣。文章和對聯，學的是在語境之中互動，學的是聲韻鏗鏘、遣詞的當，先學如何匹配勻稱，發而中節，日後再獨樹一幟，自成一家。
　　私塾三年畢業，出口成章。在香港的公立學校學中文，十幾年都係得個桔。原因很簡單，一來是文化殖民，二來教育變了官僚產業，教學愈失敗，工作機會愈多。

《蘋果日報》

陳雲：香港人的身份，大陸人的身分

2010-08-20T17:33:00.002+08:00

　　殖民地政府發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寫的是「身份」而非「身分」，既是符合粵語發音，也是妙用政治語言。份是有份、一份、股份的份，粵語讀的是第二聲（高上聲），讀如麵粉的粉，身份用份字，表示這個地方是我有份的，香港有我的一份，意涵的公民身份是強調權利的，如有權享受憲法保護、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昔日難民避秦，偷渡來港，取得的是香港身份。
　　身分無疑是舊寫，粵語讀的是第六聲（低去聲），讀如「分子」的「分」，是職分、緣分、盡本分、分內事的分字。身分用分字，強調的意涵是義務和責任，如為國盡忠、服從法令之類。國民義務，是你的本分。明白這個意涵差異，便明白為何香港寫身份證，大陸及台灣寫身分證。
　　香港回歸之後，二ＯＯ一年，葉劉淑儀當保安局長期間，政府公佈智能身份證的設計，諮詢公眾，第七版的設計圖，將新簽發的身份證的字樣更改為「身分證」，香港作家陸離女士馬上抗議，認為不宜亂改，將人字偏旁減去，國學家饒宗頤先生更考據「份」字在宋朝已通用。份字有辨義之功用，身份毋須復古為身分。港府見參與抗議者眾，只得從善如流，恢復寫「身份證」。參與抗議的人，只覺得不宜改字，沒了人字偏旁不好看。沒設想到，去了人字偏旁，意涵大大不同，「人」權奪去了，原本強調公民權利的身份，改為強調公民義務的身分了。
　　粵語有十聲，音調豐富，很多微細的差別，都可以用變調來辨別清楚。相反，普通話只有五聲，音調貧乏，不能從音調辨別「身份」和「身分」的差別。從讀音上無法分辨，就不會堅持另外創造新詞，甚至取締其他方言區的新詞，將詞彙簡化，例如將「身份」及「身分」統一為「身分」。
　　份字好勁。於粵人而言，中國我有份，香港我有份，這家公司我有股份，我有份話事，這個份字的讀音，與身份的份字讀音是一樣的。有人字偏旁的身份證，強調的是權利，不是義務。講普通話的人，拿到身份證或身分證，在聽覺上是沒分別的，在語義也難以覺察其精義。若是北方官大人，很自然會覺得這群講「鳥語」的香港人無聊鬧事，為何要堅持身份證那個份字呢？
　　聲調的微細分辨，聯繫到權利與義務的天大差別。你說，粵語要不要保育？你說，假若香港人的下一代只識得普通話，會不會愈來愈糊塗？北方的官大人要用普通話掃除粵語，將方言驅逐出公共空間，官府、電台、學校不准講粵語，使大雅之粵語淪為私密之部落語、鄙俚之市井語，這難道不是政治議程？愚民教育乃中共之大政，推普廢粵，真的是個偽議題麼？

《蘋果日報》

病鬼

2010-08-20T17:26:00.002+08:00

《黃帝內經》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人患重病則血虛氣弱，正氣不存，而鬼事紛至。時值鬼月，大眾報章之副刊鬼氣森森。日前在報上讀到一則鬼月避忌之文章，饒有趣味：「死後落地府的靈體，部分仍心存怨念，欲尋替死鬼。醫院內有不少接近死亡邊緣或受病魔折磨氣場差病人，靈體會在周遭遊走伺機找目標。加上醫院離世者眾，意外枉死者不少，產生的強大怨氣令該處充斥負能量。」這是類似卡通片、科幻片的語言。年前，小兒在客廳看《多啦A夢》（舊稱《叮噹》）及Keroro軍曹青蛙外星人，我在書房看書，不時聽到電波、氣場、變身和負能量的對白片段。大人執迷，便作小兒語。

群鬼放暑假
國人喜混同，不喜形式一致，衍生於佛道之民間信仰，總是駁雜不純。駁雜不純，乃有疏漏，有疏漏，乃有生趣有自由。例如俗傳陰曆七月，地府鬼門大開，眾鬼四出覓食或尋找替身，便是犯駁。平日陽間也可燒化金銀衣紙下地府，又有春秋二祭，何須先人放假來取？有跨境速遞，何須親自取貨？惡鬼關禁於地府受苦，何以在七月放假，又任由走動甚至害人，難道鬼差也一併放假乎？

中國古人之民風，最似法國人、意大利人，有事無事，呼朋喚友慶祝，大食一餐。放假者，休息也，狂歡也，飲飽食醉也，整蠱作怪也。以民俗學分析之，盂蘭節之主旨乃在放假，vacation也，day-off也，spa and shopping也。盂蘭風俗盛行於明清商業繁盛之時，店舖作坊之伙計有假期，朝廷及府衙也有假期。陽間既有放假觀念，陰曹也要一體化，至少來個港式的「屍爬」（CEPA ）或台式「Eat Chinese Food Ah」（ECFA ），利益均霑一番。

生死之場，聚散匆匆
醫院終日照明，夜晚光如白晝，目迷之人，也看出鬼影幢幢。醫院易見鬼，並非由於靈體、怨氣、負能量、氣場或磁場，而是由於醫院是生死場。人於生死轉輪之地，霎時覺知人生如逆旅，聚散何匆匆。行者生慈悲心，凡人生恐怖心。好事者告知，醫院人員常拜託助護阿嬸在後樓梯燒紙錢，祈求心安，護士也掛宗教聖物，十字架、佛珠、護身符之類，或在口袋放小剪刀等利器辟邪。病人也自我安慰，認為護士之制服有法力，特別是頭頂的船形小帽，可以驅鬼。若晚上見到頭戴白帽的護士長來巡房，病人便心安了。

有謂醫院電梯最多鬼，護士見過面善之病人搭電梯，回頭才知該人仙遊多日，於是毛骨聳然。也有說電梯人多，陽氣盛，又要按鈕，鬼不敢入，反而少人走動之樓梯才多鬼。總之，搭電梯還是行樓梯，兩個版本，任信一個都嚇着自己。茅山師父告知，往醫院探病，若在傍晚，須穿黃色內衣辟邪，或掛符咒聖物。然則我覺得師父最有用的叮嚀，是食飽飯才去，而且要穿得暖和，天熱也要帶備外套，以免在冷氣間着涼。飢寒之人，血壓浮動，心神不定，易生幻覺也。鬼不必怕，最怕是疑心生暗鬼，無中生有，天師臨壇也趕不走。

歐洲的醫院，牆壁多作暖和之色，服務溫情，香港公立醫院服務機械，佈置仍以白色為主，配合白燈光，頗令人晨昏莫辨，加上醫護人員工時長、壓力大，易有記憶錯置，法文所謂 Déjà vu，明明見的是陌生人，卻因為逝者的容顏仍在腦中，一晃之間，以為自己見鬼。民俗故事之中，遇鬼經歷往往有個敍述的俗套，見證人總回頭一想，才肯定先前的經歷。面前的人消失無蹤，卻留下信物或憶念，令人回想先前的逝者而肯定自己見鬼。這種事後追認的敍述模式，往往衍生悔恨、罪疚等複雜情緒而令人沮喪，亟須將之說出，此乃鬼故事之來源。

病者臥床，容易見鬼，也有見仙者，皆因身體束縛而令精神飛馳，況且頗多藥物服後令人暈眩，兼且睡眠過多，因昏沉而失神。即使不在醫院，患病時感官和思想都有變化，視力聽力模糊，皮膚反而觸覺敏銳，虛寒者易感氣流，即使常人覺得室內無風，病者也覺陰風陣陣，這不過是超強感應（heightened perception）而已。修行人在坐禪之際，也有超強感應，自覺血脈轟然跳動，皮膚生風，腦海妄念紛飛，只是一心向道，一切以平等視之，才不致於心緒不寧。所謂「比丘常帶三分病」，偶爾抱恙，也令人警醒人身難得，禍福無常，要參透世情，不留戀繁華，用功修煉。

禍福無常，用功修煉
我在病中，有一離魂經歷。1982年夏，與同學遊覽北京，並探訪北京大學及外語學院。南下遊杭州，宵夜發燒，下腹劇痛。次日清早，華僑飯店之門房帶往浙醫二院（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求醫。醫師診斷為闌尾炎，因是旅客，不便開刀，注射青黴素（盤尼西林）治療。我向無過敏反應，醫師也用試劑測試，安全之後才用藥。豈料用藥之後，我竟昏厥過去，醫師召喚教授，準備手術室急救，幸好其後恢復心跳，眾人舒一口氣。

期間我並無記憶，只是同學事後告知，清晨見我穿着練功短褲自外邊歸來旅舍，她向我說早晨，而我神情內斂，並無搭話。我說當時身在醫院，練功短褲也已洗晾，焉有着短褲而現身之理？此事終不可解。惟當日同學往靈隱寺參拜，我在醫院臥床，也許濟公保佑，我大難不死。傍晚出院，其後兩日清晨，自行往醫院打針，沿路在青石巷買了葱油餅，邊行邊食。至今我仍喜食葱油餅，紀念其事也。

《信報》副刊．文化

有病－－是怎樣的好人？

2010-08-18T10:58:00.003+08:00

　　人人都想當「有病的好人」。因為「有病的好人」不僅是一個求情的理由，還是一個簇新的社會身分或概念。「有病的好人」是一種珍貴物種，是傳說中的獨角獸，獨特、富貴、豐滿、光滑、雙目炯炯有神、雙臂力量強大，且稀少。
　　一個人被稱作「有病的好人」之後，從此她天天晃蕩、飄移、沉潛，令人羨慕她的無所事事。沒有人會不識趣地去探究她的散漫，因為質疑獨角獸，對人類來說，是一件不能想像的不道德行為。獨角獸就是獨角獸，不是甚麼特別的東西，光這個事實就應該換得一眾平凡生物肅然起敬。
　　或抑鬱，或躁狂，或自大，或頹靡，或神經發睏，或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大巴掌。「有病的好人」都有很正常的理由。因為「有病的好人」是一種體質，不是每一個富二代都能天生如此，遺傳也不能保證你得到正確的基因。「有病的好人」是上帝的寵兒，隨機而生，沒有規則可循，而她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抓住你的目光。同時，「有病的好人」這五個字可能是從天而降的，總是散發出不能直視的聖潔光芒。
　　如神祗般高高在上的「有病的好人」，卻說她害羞無助，請求肯定，同時看上去又那麼自滿驕傲，彷彿整個宇宙都裝在她的肚裏。她抬頭挺胸，一步踏進法庭，就必得全部人注意。即使她沉默無言，也不能對她視若無睹。何況這樣幽幽的一句：「It is Iike a Zoo！」言簡意賅，更教我們深思：香港司法界、富豪家族、執法機構、特區政府，以至整個香港，是否都已成一個動物園？

病也是一種氣燄
　　對「有病的好人」來說，沒說出來的回應並不表示不是回應，她這個人存在，就是一種最強大的回應。「有病的好人」的心靈必同一輛沿途按喇叭、喧囂過街的醒目汽車，霸道地要求所有人注視，即使你視她為騷擾，都不得不回頭。
　　你是應該要注意她的。如果你不注意她，並不是她的身段不夠凌厲，或她的嘴臉不夠潑辣，也不是因為她的手臂缺乏力量，而是你的感官已經疲累，見不到纖細的紋路，摸不着事物的面貌，嗅不出善惡的氣味，嘗不了「特權」的美味。是你不懂她，因為你是個凡夫俗子，因為你和你的朋友都是一群毫無鑑賞力的豬。你對她漠不關心，足以反映你靈性上的大黑洞，想要補救都毫無頭緒。
　　而她的氣燄，她那滔天的氣燄，比你的氣燄更龐大的氣燄，卻在「有病的好人」的外衣下延綿下去———如果氣燄是一種病，那麼病也是一種氣燄。它在暗夜裏飛舞，來的時候任誰都擋不了。而且，無聲無息，毫無警訊。它鑽進你的皮膚，伺伏在你的內臟，出奇不意地興風作浪。更詭異的是，你根本看不見疾病，正如看不見自己的肩胛骨一樣，就連評估自己的情況也近乎不可能，即使是割傷、紅腫這類用肉眼能看得出的症狀，單靠個人評估並不足夠，我們需要有醫生的認同，因此必須允許醫生為自己作出定論。疾病，從來不是那麼膚淺，它強化了醫療權威，界定了我們自身的局限。是的，我們竟然需要另一雙眼睛才能看清自己。

不願為這世界負責
　　美國的Susan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這本書中談論的是，人們總喜歡從反方向詮釋疾病：怎樣的人會生怎樣的病。我們不把疾病描述成一種純生理現象，僅僅用病理學的角度來解釋疾病。反之，以病患者的性格，來解釋疾病的原委。這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當你出現在醫生面前，你會擔心他不止是評估你的症狀，還會從症狀中推斷你的性格。例如，癌症意味你總是憂心忡忡，一直被壓抑的東西折磨，最終唯有以最殘酷的方式爆發出來；性冷感和性無能則意味你害怕失去自我控制能力，恐懼在性交時放棄自我，最終無法順其自然地做愛；身體癢症表示有某些東西在心理層面煩擾着我們，而我們卻努力忽略它、拒絕注意它，最終它就轉化到身體，引起發癢，而憂鬱症，可說是逃避責任的最終方法。憂鬱病人不再活動，茫茫然過日子，特別是面對某種新生活階段時，害怕面對責任的問題就浮上枱面。
　　「有病的好人」也是種疾病的隱喻———不要抱怨「有病的好人」氣燄凌人。粗魯是她的個人風格，冷嘲是她的說話技巧，情緒化是因為她內心始終像個孩童。「有病的好人」不應該對人示好，也不懂體貼。她不想，也不願去想。因為她總是在自己的世界打轉。她閉上眼睛就看見自己的特權正為她拋離了整個世界。她不打算和世界溝通。不，那是凡夫俗子的本分，而她是個「有病的好人」。她之所以容忍你，花時間與你相處，是為了製造下一次更大的迷惑。她似乎不介意她的說詞是否得罪全世界，她的道德觀念是否得到認同，她的輕判是否褻瀆司法制度。她不管你愛她還是恨她，她只求你注意她。
　　「有病的好人」堅持活在這個世界裏，卻不願為這個世界負責。她的確有點古怪，但只要一直有你在旁投以熾熱的眼光，「有病的好人」將永遠勝利。

《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莫貝之別──敬覆方舟子先生

2010-08-15T14:21:00.004+08:00

　　今日中國學風敗壞，抄襲造假的新聞屢傳不止，好在還有一些學問熱情兼具的知識份子勇於「打假」，多少堅持住了一股清流；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揭發唐駿學歷疑團的方舟子。我一向尊敬方舟子先生的見識及細心，雖然他火辣的風格未必總是對得上我的口味，可是他那挑人錯處的銳利，一針見血的明快，又實在令我不得不服。
　　近日幸蒙對付過不少大人物方舟子先生居然願把時間花在我身上，於新浪博客刊出〈揣著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一文，廣為傳誦。我乃不得不借此一隅鳴謝，並聊表數語以致衷誠敬意。
　　首先，方舟子大作針對的是在下一篇博客文字〈耳朵以外，聆聽的文化構成〉，我必須得先作聲明，那不是我親手所書，而是我的一次演講筆錄。究竟是誰筆錄的呢？我不知道；究竟是誰把它放在博客上的呢？我也不知道。事實上，目前所有冠我姓名的博客都已不是我本人經營的了，我不曉得它們為甚麼還會自動更新。但是話說回來，由於方舟子先生點名的那篇東西始終是我的演講筆錄，哪怕未曾經我校正，我也是要替它負責的了。
　　方舟子先生認為我談音樂史「項莊舞劍」，意在扯進「權力」和「民主化」的概念，而且「在論及莫札特和貝多芬這兩位大音樂家的時候，信口開河，錯誤百出，……，只要對西方音樂史有一定了解，或者僅僅是對這兩個大音樂家的生平有一定了解的人，都會覺得啼笑皆非」。也就是說，我的問題一在觀點，二在為了支持這些觀點所犯下的史實錯誤。以下且容我向方舟子先生和各位讀者稟報一己之見。
　　在該次演講之中，我拿莫札特和貝多芬並舉，目的是要說明一個音樂史上的重大趨勢，那就是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西方音樂家的身份從專門服務於宮廷與教會的僱傭漸漸轉向成了市場上販賣自己作品的自由藝術家，從以前那種只替貴族主教創作和演出的狀態漸漸變成了市民階級消費者的音樂供應人。這個轉變恰好和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歷史相呼應，代表了「舊體制」（old regime）的崩潰與布爾喬亞階級的興起。在這個歷程之中，音樂家的收入來源變了，變得越來越依賴市場；音樂家的地位也變了，從依附於舊精英的「家臣」逐漸變成具有獨立自我意識的「藝術家」。不只如此，這同時也是音樂聽眾結構的變化，市民階級漸漸壓倒了貴族，成為最重要的音樂消費人口。而莫札特和貝多芬這兩位大音樂家的生平遭遇甚至創作，正正可以用來點出這場鉅變的不同階段。這或許就是方舟子所說的「權力」和「民主化」了。
　　然而，這個觀點不是我個人的獨得之妙，而是音樂史與音樂社會學中廣為人知的判斷。由於這個說法太過平凡，所以我就沒有在演講中引經據典地一一說明其來源了。竊以為，與其說我信口開河，倒還不如說我「剽竊觀點」的好。為了証明我的說法並非個人大膽原創，謹此列出兩個比較著名的「剽竊」出處。只是請大家注意，儘管它們的用語不同，可大意卻是相近的。
　　第一是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的《莫札特》，這是一部音樂社會學上的經典，如今替莫札特作傳者大概都會把它列入參考。社會史學家伊里亞斯把我在上面提到的那個歷程描述為從「工匠藝術」到「藝術家藝術」的轉變。所謂「工匠藝術」，指的是吃宮廷飯的藝術家要受制於僱主的品味標準，從而創作出社會性格比較強個人性格比較弱的藝術。而「藝術家藝術」則指一些混跡於市場，為自己所不認識的消費者創作的藝術家，他們比較容易自主，所以其作品的個人風格也比較強烈。
　　第二是阿達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咸被認為是現代「音樂研究」（music studies）的其中一部開山之作。同一個歷程，經濟學家阿達利將之稱為從「僕從音樂家」到「企業家音樂家」的遞變。他認為「僕從音樂家」其實是一種公務員，只對領主付出勞力，就算出版作品也得不到任何版權費。可是，當宮廷圈子以外的經濟力量出現之後，他們就可以和經紀人、出版商及各種音樂協會合作經營，化身成「企業家音樂家」了。
　　問題在於為甚麼是莫札特和貝多芬，為甚麼我要用他們去代表這個變化的不同階段呢？坦白講，這也不是我首創的，它同樣是學界常見的講法。
　　先說莫札特，意大利音樂學者帕斯特利（Giorgio Pestelli）便曾在他的《The Age of Mozart and Beethoven》中形容莫札特與薩爾茲堡大主教的絕裂是「在新布爾喬亞世界與舊體制的藝術生產之間宣戰」，而它恰好「發生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幾年」（見該書第142頁）。只不過莫札特卻在這個斷裂之間陷入困境，一方面他成了擺脫掉「僕從音樂家」身份的自由藝術家，但另一方面那個足以養活這種人的市場卻仍未成熟。伊里亞斯也直接指出，莫札特曾經寄希望於充滿各種教學機會和市民音樂活動的維也納（當時的國王約瑟夫二世相當鼓勵市民階級加入原屬權貴階層的音樂圈子）。然而，「我們看到莫札特所要面對的市場特性。儘管他是個『自由的藝術家』，但基本上就像其他工匠藝術家一樣，深深倚賴著一個有限的地方性顧客群。這個群體相當封閉，而且也相當密集地整合。一旦這個圈子裏到處傳說皇帝對那個音樂家無特別評價時，這個社會就會讓他倒下而出不了頭」（《莫札特》台灣中譯版頁41-42）。方舟子先生說得很對，莫札特其實並不是當時唯一的「獨立音樂家」，只不過他太有名，遭遇又太有代表性，所以學界才這麼喜歡以他為例。而我在演講中隨口說他「很可能是古典音樂史上第一個獨立出來的音樂家」，就很明顯是誇大的亂語了。

如果說莫札特的矛盾在自由「放棄他所厭惡的宮廷職位的舉動，並不意謂著他可以從宮廷貴族的聽眾裏脫身而獨立自主」（見前引書第49頁）。那麼貝多芬的幸運就是一個布爾喬亞階級參與的市場已經漸漸成形。他的第九交響曲是「倫敦愛樂社」委託的，這是當年很著名的音樂商人克萊蒙第創辦的專業團體，完全以音樂家為中心，出版及演出的安排皆不由貴族主導。而它的市場實力不只暫時紓解了貝多芬失去貴族贊助之後的財困，甚至還使他感慨：「如果我原來就待在倫敦，那我可以為愛樂社譜寫多少作品啊！」（參見諾曼．萊布列希《誰殺了古典音樂》台灣中譯本頁35）。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那個年頭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才訂立的保障作曲家版權法令也被革命政府編入法典了。雖然那只是法國的事，可是它背後那套市場基礎的觀念已經開始在西歐流行了。貝多芬晚年見證了這個時代的出現，成為許多學者筆下新年代新階級的象徵。例如哲學家阿多諾就在他的遺稿《貝多芬》裏說：「貝多芬。若說他是革命資產階級的音樂原型，則他同時也是一種擺脫社會監護，在美學上充份自主，不再是僕人的音樂的原型」。
　　準此，我才敢大膽地把莫札特和貝多芬當成音樂家追求自主，和音樂聽眾市民化擴大化過程中的兩座界碑。我覺得方舟子先生一定知道這一套十分尋常的觀點，只不過他更注意某些事實細節，所以方舟子先生認為莫札特離開薩爾茲堡是因為和新任大主教的關係很僵，而不是我所說的覺得自己不受尊重以及追求獨立。可是在寫給父親的家書裏面，莫札特不只批評過薩爾茲堡大主教對他的不尊重，視其與僕役無異；他也曾幻想過維也納的音樂市場，以及當地的自由生活（詳見《莫札特家書》，辛未年詳評）。另外，方舟子先生斷定莫札特後來的飢寒交迫主要是他不善理財揮霍無度，而非沒有市場。他說的很對，這也是傳統傳記裏的共識。然而我們也可以補充其他事實，比如莫札特在書信中曾再三抱怨維也納原來沒有足夠的聽眾。也就是說，不善理財固然是其困境的原因，但我們也不能斷然排除當時貴族圈子以外的音樂人口不足這個因素。同樣地，方舟子先生非常正確地指出了貝多芬壯年時期的三大贊助人也還是貴族這一點。不過那可是贊助關係，而非莫札特以往在薩爾茲堡時那種宮廷音樂家的狀態，兩者性質不同。更何況在這些贊助中斷之後，貝多芬還能依靠市場活過一大段日子，這就更能突顯莫札特與他的境況不可同日而語了。

至於貝多芬和歌德漫步街頭巧遇貴族，前者視若無睹大步照走，後者讓過一旁行禮致敬的著名故事，我就真要特別感謝方舟子先生的指正了。第一，這個事件發生在特普里茨，而非我所說的柏林；第二，來者是皇后和她身邊的隨從，而非國王；第三，她們只是走在路上，而不是坐在車上。正如方舟子先生所言，我在演講中可真是把這故事說得面目全非了。坦白講，方舟子先生只是看到這篇筆錄，他不曉得其實我還在不同場合講過同一個故事，恐怕也是一直講錯，現在要不是經過方舟子先生的提點，那就真是不知要錯到甚麼時候了。方舟子先生又說：「這個故事並無實據，極有可能是後人編的」。關於這事，我倒是可以補充方舟子先生想必聽過的一點小資訊，以娛讀者耳目。話說這個故事最早出自貝提娜．布列塔諾（Bettina Brentano），她是一位啟蒙時代沙龍女主人般的人物，多才多藝，精通作曲、演唱、繪畫及寫作。她不只是布拉姆斯等後代尊敬的前輩，更是歌德與貝多芬的好友，於是傳下了不少那一代人的趣聞，很值得愛樂同好研究。
　　無論如何，方舟子先生每一出手，例不虛發。他批評我「對西方音樂史無知……，跨界充內行」，我欣然領受。只是說我把音樂史扯上「權力」和「民主化」這一點，我必須老實交代，自己也只不過是拾人牙慧罷了，別無新意。我唯一不敢苟同的，是方舟子先生「果然要當有『常識』的『文化人』，容易得緊」這一句。也許是我愚鈍，就我的體會而言，這可是十分艱苦的一件事，哪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還是當不好。
　　最後，我注意到方舟子先生提及內地某些網站有批評我的言論發不出去的情況，他想看看「梁仙友」是否真有這等本事。我不清楚箇中內情；但我以為平日我們批評政府，並且要求它對言論寬容，難道我們寫評論的人自己就可以不寬容其他人的話嗎？如果此事屬實，那便是對我最大的傷害和侮辱了。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在媒體上公開發言就是一件逼人做君子的事，錯就是錯，完全不得遮掩。鄙人離君子遠甚，唯祈各方先進日後不斷鞭策是幸。

（又，上週本版刊有陸離女士〈提問？答問？疑問？──淺談梁文道〉一文，我只能在下週奉答了。失禮處還盼陸女士海涵。）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

陰宅

2010-08-13T10:46:00.003+08:00

過了四十歲，年青時也周遊列國，世界見得多了，總未曾見過，一地之首長，竟然要親自操持喪政，為死人福利，親身出馬。事緣港府無心解決骨灰龕長期短缺之事，不願意由政府興建或委託宗教團體供應非牟利之骨灰龕，任由不法商人改建廟宇、村屋、道場之類做骨灰龕謀利，以致骨灰龕如住宅一般，被人炒賣圖利，連骨灰龕場也大賣廣告，可謂香港一絕。

區區有骨場
龕，粵音正讀，如難堪的堪（ham1）。港人一般俗讀為庵，變了與庵堂的庵同音。往昔之骨灰龕由廟宇經營，通常由靜修之尼姑庵堂設立，尼姑早晚念誦「阿彌陀佛」超渡先人，收取孝子賢孫之錢米供養，於是龕堂便於庵堂混為一談了。龕是小窟或小屋，略如英文的niche，古人於山洞鑿壁放物，謂之壁龕，後來於家中牆壁立一小台，放置佛像，謂之佛龕或神龕，放置骨灰，便叫骨灰龕了。

骨灰龕只是單一的存放格，設立骨灰龕的地方，舊稱骨灰龕堂。骨灰龕本來是不吉利之偏門生意，昔日只有荒山野嶺之寺廟庵堂為之。回歸之後，百業蕭條，商人也覬覦死人生意，開發名副其實、一語雙關的骨灰龕小眾市場（niche market），而且將之開在鐵路沿線，人鬼雜居，可謂嚇人。俗人經辦之骨灰龕，不稱堂而稱場，於是便稱骨灰龕場。然而，推拿捏骨、出精降火之風月場所，早有「骨場」之簡稱。骨灰龕場無法簡稱為骨場，於是，骨灰龕便兼為骨灰龕場之簡稱。單是名堂，已經如此難纏，可以營業涉及之問題，毫不簡單。

7月6日，港府正式推出《骨灰龕政策檢討諮詢》文件，7月21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出席地方行政高峰會，批評區議會經常以「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態，擋格厭惡性之設施（如垃圾站、墳場等），為了克服「鄰避」（NIMBY）之困擾，建議利益均霑或有難同當，全港十八區都應興建骨灰龕場，區區都有供奉先人之所。

陰人豪宅
香港之高地價政策，令生人不得安居，死人不得安息。回歸之前，香港一度興起回內地買樓度假或退休居住的風氣，連山墳也有人買。同是死人廣告，《麥兜》動畫故事系列《麥兜菠蘿油王子》（2004）有一段講麥太到內地買一塊墳地，預備他日安居。在香港捱生捱死，最後有所安慰。

藍天白雲，青草臨海，旁白娓娓道來，講出墓園的種種優點：「你身後最理想的永久居停，山環水抱，五蛇下洋，福蔭後人，由拱北關閘過去車程不到三十分鐘，每天兩班飛翔船由新港碼頭直達，清明時節，念祖祭宗，更可順道享受一下就近的中山溫泉和石岐乳鴿。暖在心頭倍感思親。……標準單位面積十平方呎，霸道型十五平方呎，連五星級名師棺木，月供都不過百多元起。」本年5月5日《東周刊》封面內頁，惶然出現大字陰宅廣告，創意爆棚，嘆為觀止，世事比創作更離奇也：

骨灰龕豪宅
弘道堂
葵涌耀榮街十六號（葵興地鐵站出口A步行五分鐘）
會所式設計，打造骨灰龕中的豪宅
先進導航系統，指示福位位置
獨有抽煙系統，絕無刺眼濃煙
首倡管理基金，千秋世代服務
二億基金賺取利息作營運費用

創新之餘，廣告尊重傳統，地址「十六」號和「二」億基金，都堅持用漢字，不寫阿拉伯數字。圖片所見，入門之後，天井有禪堂供奉地藏菩薩。為了避忌死亡，「靈位」改稱福位，以便生人預先訂購。諱稱身後之事為福為壽，猶如舊日之棺材舖多數叫福記長生店之類，富人大宅預先購入之棺材，也叫壽板，死人衣裳叫壽衣，紙錢則叫壽金。

至於會所式設計，是要令生人拜祭之時不受驚恐，或者令死人有會所可玩樂，則不得而知。先進導航系統，並非太空飛梭大戰超時空要塞，而是地盡其用，龕位密麻麻，有了導航，可免摸錯神位拜錯神。也許，龕位密麻麻，可保資金回籠充裕，籌措二億元為管理基金，收取孳息，永久經營。

要打造新一代中文人
至於「抽煙系統」，應改為「排煙系統」，否則與吸煙同義，混淆視聽，生人煙癮發作便可安心抽煙。廣告詞最大敗筆，是「打造骨灰龕中的豪宅」一句。一來是「打造」乃共產中文，共產中國往往無中生有，明無其事，都可以打造出來，如打造文化大省、打造國際旅遊名城之類。豪宅就是豪宅，打造出來的豪宅，就是港島南區的山邊木屋，充當濱海獨立木構別墅了。

原文「打造骨灰龕中的豪宅」，「中」與「的」都是虛字，廣告標題，可免則免。更何況，此廣告句式，脫胎自「米酒中的XO」。事緣1979年12月15日香港新華社召開酒會接待外賓，石灣特醇米酒、貴州茅台、山西竹葉青同為接待酒，署理港督姬達爵士參加酒會，品嘗石灣特醇米酒之後讚不絕口，稱之為「米酒中的XO」。此後，該讚詞便成為該米酒的廣告詞。洋人詞窮，才用干邑白蘭地酒的XO來比喻中國米酒之香醇。中國讚譽美酒之詩詞，車載斗量，洋人之美言，一時賞玩猶可，長期引用，自貶身價也。

古人有營造一詞，北宋之時，李誡著述《營造法式》，講解宋朝精緻之建屋技術。保留原意，廣告標題改為「營造骨灰龕豪宅」即可。這是中文造句常識，可惜香港斯文掃地，莫說是對偶押韻，但求文句清新可喜，往往也不可得。要廣告人識得「營造」一詞，倒要將他們由頭到尾，打造一番了。

《信報》副刊．文化

不消費　其實錯在哪裏？

2010-08-11T13:41:00.003+08:00

其實不用惡導遊阿珍的真人發聲，我們都深明「消費是天堂，不消費則地獄」的生存道理。
　　看見不消費的人，應該可憐他，因為他已經放棄了自己，如同看見一個不值錢且髒污的塑膠湯匙，他連探究湯匙的用處都不想，直接便向垃圾桶扔下去。他就是這麼丟掉自己，一點機會都不給自己。他不會以為自己能做一個有趣的人，他不以為別人會愛他。他不敢想有天會被人家尊重。他認定了世界只會視他為狗屎。他能夠做的，是在遭受凌辱前先自行了斷。
　　打開每一份報章雜誌，新聞標題火辣辣地寫着：清貨大減價、納涼祭、首推山景單位應市、pick of the week、what are you looking for、潮童必買……買、買、買，總離不開這個令人血脈賁張的單字。買，像一把威猛熱火，即將燒穿你眼前正在閱讀的這張紙。那些進出消費的人們，努力強調自己眼中的消費都跟別人不一樣。
　　是的，是的，「我」看見的，絕對是一種不一樣的消費。別人的消費是一隻無藥可救的鴉片鬼，空氣中浮動着腐臭的市儈味：音樂悽愴濫情，戒指精巧卻媚俗，昂貴化妝品晃動着一張張布滿橙皮紋的暗黃臉孔，上面鑲着一對沒有鏡片的黑框眼鏡，像神秘不解的怪人，令人顫慄。男人都是滿腦迂腐，狡滑虛偽，身體孱弱得如易斷竹筷；女人都是狎淫玩樂，投機愛錢，貧乳扁臀得如災場的幸存女孩。

利用喪買填滿生活
　　「我」的消費，卻不是那麼膚淺，也不如買件破牛仔褲，追捧一、兩本寫真集那般簡單。那些坐在辦公桌上或電視框子裏侃侃而談消費哲學的人；那些拿着大堆數字圖表分析消費增長指數的人；那些渚淄必計，或苦口婆心，或喊破喉嚨，要人家不斷消費的人，其實都不算得深明消費。至少，他不明白消費從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黑暗情緒。
　　真正的消費者並沒有時間跟人交代消費的意義。事關，消費早已成了一種宗教。消費的曖昧，在於無限度的掉落和無節制的沉溺，如一場溺水的絕望掙扎，讓一個人理解到甚麼叫限制，甚麼叫昇華，甚麼叫不能自拔。陷溺於那一大片深邃無際的海洋之中，對應於你的徬徨，四周竟是絕對的寧靜。你的四肢奮力揮動，想抓住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你的墜落，那麼遼闊的海水，卻從你指縫裏穿過來。
　　商場是教堂，廣告是福音，明星是牧者，資本家是大主教，消費是崇拜，sales努力做見證，述說着一個個通過消費救贖自己的故事。這不是個人的事，更是眾人的事。那種逛商場，鼓吹消費的風潮，填滿了城市每個角落。
　　我們喜歡以消費來填滿生活，這叫做喪買———旅行要喪買，戀愛要喪買，紅事白事要喪買，上班下班要喪買，謝師追思要喪買，有病沒病要喪買，就是社會出事，政府都叫我們「消費救香港」，以喪買來履行我們的公民責任。
　　年前的《最愛女人購物狂》是齣多此一舉的電影。它說的，是每個活在消費之都的人最普遍的經歷：消費狂不是問題，問題是選擇太多，銀両太少，不知如何下手而已。至於購物狂問題，都是見怪不怪，見狂不狂了。唯一值得留意的是，主角張栢芝在接受訪問時，說：「無錢買嘢但又瘋狂買嘢，就是購物狂；有錢買嘢又瘋狂買嘢，只是喜歡買嘢而已！」與其說是張栢芝的夫子自道，不如說是一種念茲在茲的生存道理。
　　不得不承認，在消費之都反思消費，是種十分尷尬的事。當代社會學巨擘Zygmunt Bauman對New Poor有獨到的觀察。在Consumer Society，貧窮的界定已不是本身生產能力（賺幾多錢），而在於消費能力（花幾多錢）。只要我們仍保持強勁的消費力，就是好市民。至於有否債台高築，買回來的物件是否好用、適用、識用、耐用，都屬其次。我們汲汲於經營林林總總的消費活動，為的已不是生活所需，而是更廣闊的文化意義。

替你說話愈益重要
　　以前的社會，一個人的身分由他的社會環境所固定，在一幢房子裏，他出生、成長、結婚、病故，他的鄰居親友都知道他所有生活細節，包括他四歲口吃、八歲麻疹、十四歲戀愛、十八歲會考失敗、四十一歲遇上愛情重傷。他無所躲避，因為生活在他世界裏的所有人都有攝影底片般精準的記憶。他們會永遠記住你每一次過錯、挫敗、恥辱與成功，如同你膝蓋上的疤痕，隨時提醒你。
　　法國人卡謬的《異鄉人》清楚描繪出二次大戰後歐洲人的身分危機，戰爭粉碎了古老社區的凝固性，族群四散分落，人類無計畫性地移動，沒有人能證明你是誰、記得你是誰，你熟悉的穩定生活已不存在。你已經來到一處異地，你不能不解釋你是誰，你必須靠你的嘴巴、相貌、服飾、舉止等膚淺外表去解釋你是誰，而不是歷史、默契、時光、環境和血緣。
　　消費之所以愈益重要，是因為消費正有效地替你說話。你消費的，已不僅是物件本身，而是關係。在消費的時候，它告訴你是個怎樣的人，跟他人有怎樣的距離——用一套「無印」文具，穿上件印有「禮義廉」汗衫，拿起Lomo相機和iPhone第四代，不經意地從帆布袋裏抽出剛出版的《號外》和《Monocle》，然後去翠華吃一個菠蘿油和飲一口Evian……這都告訴人家我是誰的Statement，非常準確，非常具體。
　　不然要怎麼辦呢？都已經來到這裏。消費，你可以猛烈攻擊它、批評它，又企圖拉攏它、說服它。歎息、威嚇、勸慰、追捧，均不管用。畢竟，消費不見得只跟物欲有關，而是關於整整一個社會觀念。

《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2010-08-10T13:07:00.002+08:00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信報》時事評論

港鐵專利了火車

2010-08-09T13:54:00.001+08:00

　　眾多公營機構之中，最討厭香港鐵路公司，英文簡稱MTR。九廣鐵路公司仍在經營的時候，前香港地下鐵路公司（英文也是MTR）仍不囂張。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日，地鐵公司吞併九鐵公司之後，原形畢露，成為怪物。參與樓市，參與八達通的客戶資料套利，只是小菜一碟。最恐怖的，是干預公共語言，在尋常中文之中，植入廣告信息。
　　我說的是港鐵和港鐵站之名。去年冬日，隨親人去了維園的工展會，警方循例掛起大幅橫額，指示路向：「往港鐵車站」。親人便說，何解要為港鐵賣廣告？寫地鐵站不是很清楚嗎？香港的地鐵，有第二家經營的嗎，市民會走錯門口嗎？
　　年初，乘28K 專線小巴從大埔墟回沙田市中心，路經火炭的火車站的時候，某婦人高呼：「火車站有落！」小巴司機以訓人的口脗說：「港鐵站有落係嘛？」一派不屑，彷彿不說「港鐵站」，就與時代脫節了。天下之間，竟有如此蠢民！
　　也不怪他，政府的公告和傳媒的報道，間接充當商業共謀。如平安夜、除夕和年宵的通宵交通安排，傳媒都說港鐵、港鐵站的。巴士車頭的終點站牌，以前是寫大埔火車站的，現在改寫大埔鐵路站。九廣鐵路不再經營客運而已，火車站仍是那個火車站，將火車站改稱鐵路站，是不是時髦了呢，科學了呢？鐵路上面的停站，與火車的停站，哪個命名更合理？同樣合理啊。既然叫慣了火車站，何以要改稱鐵路站或港鐵站呢？以前九廣鐵路營運的時候，怎麼又不叫「九鐵站」呢？
　　現代中文稱列車為火車，列車站、鐵路站稱為火車站，超逾百年。地下列車在香港簡稱地鐵，地下列車站稱為地鐵站，也有數十年歷史。兩家鐵路公司合併之後，經營公共鐵路客運變為獨家經營了，政府和傳媒叫人搭火車或地鐵，為何要改稱「搭港鐵」呢？
　　火車站和地鐵站，本來是兩個不同的人文地理觀念，前者主要是新界郊區的概念，後者是九龍和港島市區的概念。自從兩鐵合併之後，擁有大量上蓋地皮儲備、以樓房地產為正業以公共客運為副業的香港鐵路公司，便有意模糊鄉郊與市區的界限，以便推出上蓋樓盤，標榜幾多分鐘車程入中環之類。
　　最犀利的廣告，不是植入電視畫面之內、驅之不去的那些小方格，而是改換尋常語彙，變為專利公司語彙。以前，蘭克斯樂公司的英文Xerox可以取代影印機或影印本的名稱，是由於該公司發明了影印機，但火車不是香港那家不務正業的鐵路公司所發明和專利的。下次聽到政府、傳媒或職業司機講「港鐵站」，不妨問一下，收了廣告費麼，豈可如此犯賤？

《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模範生活

2010-08-08T13:57:00.000+08:00

　　唧唧復唧唧一天，我偶然發現，我總是從同一個閘口入地鐵，進同一節車廂，在同一個站台換線，出來上同一條扶手電梯，再從同一個閘口出站。這條路線自然形成和鞏固，每天毋須經過大腦，腳會自動把人帶到公司。意識到此事時我正在等地鐵，立時考慮作下改變，比如走到旁邊的站台去，但隨即便打消了那念頭。
　　或許是因為在固定的時間出沒，沿途所見的人物風景亦不大顯出變化。搭地鐵時不再遇到穿校服的中小學生，也沒有默默流淚或者傻傻微笑的女子，或者高聲講電話的大叔大媽。港島市民恐怕是全城最沒表情的一群，努力不給人留下任何印象，我認為他們在這方面是成功的。
　　在公司的工作內容是什麼？真不好說。有一天的主要成績是訂購了一個地櫃，第二天是接收地櫃，第三天發現地櫃的鎖壞了，於是打電話叫人來修。虧我看上去很忙，而且態度認真，因此每天下班，只想回家睡覺，然後早上起來又去上班。
　　某天下班順路去還書，從中央圖書館出來，無意間抬頭望見傍晚的天空，那湛藍澄澈的一片，好似一塊小小的藍寶石，憋屈地擠在高樓大廈之間，若有千言萬語，欲訴還休。本想停下多望兩眼，但馬路危險，看路要緊，待我再抬頭時，已經天黑。

一個道聽塗說的故事
　　這天和同事一起搭地鐵，路上無話可說，我心血來潮地提議：「你講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故事給我聽吧。」
　　她不假思索，開口便說：「我有個朋友，二十歲那年我們一起打暑期工，她愛上我們的上司。那男人比她大十幾歲，離過婚，後來就這樣和她拍了十幾年拖。朋友是初戀，一直渴望結婚生子，可是男的不想，十幾年間他們分開過幾次，不過每次分開後不久便復合，直到前年，他們才終於訂婚了。
　　「花了一年時間籌備婚禮，訂酒席拍婚紗照派請帖那些，我們這些做姊妹的都為她感到高興。可就在去年，那男的竟然在婚禮前夕突然毁婚——都已經派完喜帖，把所有親友通知遍了，他才毁婚！所以我朋友當場就崩潰了，哭了不知道多少天。唉，如今她三十多歲，在一間機構做行政管理，這些年一心想要建立家庭，誰知毁於一旦，還搞得如此難堪，真可憐啊！你說那男的為什麼非要等到最後一刻下不來台了，才毁婚呢？
　　「後來她去算命，算命的說，這樣長的一段感情，能結婚的話早就結了，就是因為結不成才會拖這麼久，而拖了這麼久的兩個人，往往一到結婚就散。你說算得準不準？唉，從那以後，我朋友雖然不斷試圖從各種渠道結識男朋友，卻總是遇人不淑，結果至今還沒遇到正經的新戀情。」
　　她說完了，想想，有些不解地自言自語道：「這故事好像不夠『驚天地、泣鬼神』。」隨即對我抱歉地笑笑，說：「不好意思啊。」
　　「還好啦，沒關係，」我無所謂地說。抬頭看看示意圖，下一站是九龍塘，提醒她道：「你要下車了，我們明天見。」
　　她下車後，我望着那示意圖，在心中默數站名，從觀塘到九龍塘，一共七站，七個站便講完也許是某個女人一生中最刻骨銘心的愛情經歷。而我們這些旁觀者，聽完後只感到深深地無聊。
　　在眾多別人的人生故事中——那些明志的、歷險的、發達的、挫折的故事們，也許愛情故事說出來最不容易打動人；然而在自己的人生故事裏，如果有一段關於愛情，則多半是最難以釋懷的一段，而那難以釋懷的又往往道不出。

問女何所思
　　從前我對人生充滿疑惑，每天都在「等待什麼的發生」，等不到就茫然地望望天。現在，哼，我每天就是等吃飯、等放工，當天就能等到，做人很自信，心中很踏實。
　　新的生活秩序使我每天出門，見人，說話，白天黑夜各就其位，令我不由自主地變成一個多話的高興的人。開始還以為自己只是打起精神裝個樣子——原來不是，原來當我一天中大部分清醒的時間都在應酬，那便是一個真實的自己了，就像腳會自動把我帶回公司一樣。而心和大腦由於「用進廢退」，便逐漸淡出了我的生活。
　　我不得不承認，大多數人選擇的生存方式才是最舒服的那一種。過去聽夠了上班族的抱怨，目見她們按部就班地打發時間和生命，以為那樣的人生沒意思透頂。如今真正過起她們的生活，才明白那些抱怨只不過是說說而已，是一個多話的高興的人的日常應酬。
　　有個小說家說：「沒有故事要說的人是最快樂的人。」如今我愈來愈能夠體會這種快樂，不禁好奇，那些沒有故事要說的人，最後會不會變成沒有故事了？

《明報》星期日談情

用散文來探索自己—— 《蒙田隨筆》

2010-08-08T13:51:00.002+08:00

　　寫了二十多年雜文和評論，不得不承認，我的文體學，主要師承自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文體學有文筆和文風兩部分，文筆易學，文風難求。文體是需要師承的，師父親授最好，不能的話，認定幾個文體學大師，反覆閱讀和模仿也可。白話中文的文筆，由近到遠，梁實秋、周作人、張岱、紀曉嵐、馮夢龍等都可以學，但是探討哲理的態度和方法，用文字坦誠探索自身和漫談思想，此等文風並非中國所長，只能向外尋求。《蒙田隨筆》（Essais）是我在大學初年無意中發現的，中學時期老師講過，但沒找來細讀。大學時期，法文、英文和中文本都讀過，台灣商務印書館的《蒙田隨筆全集》的三卷中譯本（潘麗珍等譯）通順，偶有佳譯。

正直的貴族人格
　　蒙田散文延續歐洲中世紀後期的「懺悔錄」傳統，總結希臘羅馬的智慧，開出文藝復興人的自省風格，佛洛伊德、利維史陀、傅柯，很多當代思想家都親說受到蒙田的啟發。蒙田是貴族出身，曾獲選波爾多市長，其文品透出歐洲貴族的正直、勇毅與尊嚴。若與中國六朝的《世說新語》並讀，便可知中外世族與士宦的人格修養，並無二致。近代日本文士將兩書並列，視為「正直人的枕中書」。欲以讀書變化氣質，當可取此二書，與古人神交。現任日本首相菅直人，直人之名，就是正直之人。正直是《書經》「洪範」篇的三種德性之首，正直、剛克、柔克，謂之三德。（「克」是能夠、達到的意思，如克期完成、克勤克儉。）
　　蒙田的散文，每篇獨立，如「論憂傷」、「論預言」、「論想像力」，貌似哲學散文，卻是親近易解，有些文章類似命題，如「按自己的能力來判斷失誤的正誤是愚蠢的」。每篇都是簡單的歐洲知識史或觀念史，通常結合史事、聖賢話語、希臘與羅馬的格言及親身經歷，讀者可隨蒙田的文章而以常理思考問題，享受他講故事的說理方法，即使最後得到的是「我何所知？」（Quesais-je？）的自白。所謂以「平常心」處事，不是香港高官應付傳媒責難時的口頭禪，而是需要幽默的品性和堅強的心靈始可為之。

十六世紀的新紀元思想
舉兩篇為例。「論想像力」是講心理意念如何影響身體健康，蒙田親述有些人一見到藥，病就好了，有些男人因驚恐初夜而陽痿。他以平常心解說陽痿的成因：「每個器官都有各自的慾望，器官的蘇醒和沉睡不用我們批准，而受我們慾望的控制」…… 「難道只有肌肉和血管才會無視我們的意願和思想，自行其事地鼓起和收縮嗎？」他勸告新婚者：「與其第一次就遭拒絕而驚異和絕望以致終生痛苦，不如不得體地擁抱充滿激情和興奮的婚牀，等待更多親密更少不安的機會再行事」。蒙田在十六世紀，便講出心理分析、新紀元運動和金賽博士的性治療的話來。他曾為了救治伯爵老友的陽痿，違反了他正直的本性，做了個實驗，用他的衣袍和天使金章，設計稀奇古怪的儀式，令老友重振雄風，得償所願。

人類學思想的萌芽
　　蒙田在「論食人部落」一文，由阿里士多德的阿特蘭提斯（Atlantis）大洲講起原始人類不私不貪的美德，記述他在魯昂（Rouen）透過翻譯與巴西Tupinamba 土著的談話。土著是為榮譽和責任而當上領袖的，並不是為了領土或權力。他們各拿木矛，赤身露體作戰，只因豪勇尚武，只要對方部族的戰士認輸，便停止進攻，也不搶奪財物。他們會善待戰俘，但會將戰俘擊殺然後分食，之前他們容許戰俘自由行動，還會嘲笑他們，逼迫他們認輸或偷走，弱者自可遁逃，只有勇者才願意留下受死。土著討厭葡萄牙人濫殺戰俘的做法，認為是傷風敗俗。土著無疑是殘忍，但總不及歐洲人將異端教徒燒死之瘋狂。蒙田親身詢問的方法及文化相對主義，是後來人類學思想的基礎。
　　兩位巴西土著甚至非常不屑他們在法國看見的貧富懸殊現象，質問「那些窮人怎麼能忍受這樣的不平，怎麼不把那些富人掐死或放火燒了他們的家」？浪漫時代的「高貴的野人」（le bonsauvage）觀念，於此誕生。
　　所謂「禮失求諸野」，蒙田認為土著顯示希臘羅馬時代歐洲戰士的榮譽心（l'honneur）。攻打城堡的將領如果遇到孤軍作戰的勇士，或者毅然承擔夫家命運的貴婦，也會放對方一馬而退兵，絲毫不取。識英雄重英雄，遇到敵方的勇士負隅頑抗，假如將領不收手，部下便會露出不屑的眼神，甚至叛變。蒙田說的，是在國族（le nation）出現之前的景象。國族出現之後，貴族式的榮譽心消亡了，兵士的獨立性不見了，真正的奴役開始了。

《明報》開卷看世界

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

2010-08-08T13:49:00.001+08:00

　　權力帶來的是責任，而非自由。身為官長，有責任說話清晰，負上言責，便利下屬執行，便利輿論監督。官長也有說浮詞詭語的，例如身處弱勢而與強國交往，趨吉避凶，此謂之外交辭令。此乃國之常態。然而，在某些國家，官長分析國政，竟然滿口浮詞詭語，當人民是外國人，要民眾猜測上意，甚至要下屬召開政治學習班來領會講話要義。
　　我說的是，某些北京官長，三番四次向香港特首說香港「存在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問題」，沒一次把話講清楚。然而，每一次講話，香港都有人爭着去解話，成全極權政府的言論統治。這些共產渾話，我沒解過一次。不尊重人民的官長才向人民講渾話。他們既當人民是敵國仇寇，隨意糊弄，人民也毋須當他們是本國官長。
　　深層次矛盾與結構性問題，本來是學術界的行話，有時候是暫時充當話頭，容後再說，有時候是不學無術，故弄玄虛。說「這裏有甚麼問題」，是百姓語言，意思無非是指探索的事情。說「這裏有甚麼矛盾」，則有三個意思。第一個是百姓語言，尋常中文，自相矛盾、互相攻擊的意思。第二個是邏輯學的語言，形式邏輯之中，兩個概念互相排斥或兩個判斷不能同時是真也不能同時是假的關係，叫矛盾，英文是contradiction。比如說，我是香港人又不是香港人，這話就自相矛盾，是矛盾論，邏輯學上無法成立。這是阿里士多德的哲學。
　　第三個才是北京黨官口中的矛盾。矛盾是馬克思哲學之中，唯物辯證法的哲學名詞，即是對立統一，指事物內部各個對立面之間的互相依賴而又互相排斥的關係，英文也是contradiction，是從黑格爾哲學來的。例如說，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僱主與僱員之間，極端富裕與極端貧困之間，各有矛盾，互不相讓，卻彼此依存。魚與水之間，也有矛盾，魚弄髒了水，成了污水，污水倒過來也會弄髒了魚，但卻互相依存。
　　於此，看官大概理解，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一詞，是無所不包的、也是毫無真理探索價值的一句廢話。在廢話之前，加上深層次、結構性，廢話添了層次和結構，終是廢話。
　　然而，京官說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若按照輿論解說，是指貧富懸殊、高地價政策、產業結構薄弱等，卻有自我反諷之意。按照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和資本主義分析，資本主義為了提高生產力，容許赤裸裸的階級剝削，除非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否則貧富懸殊只會愈演愈烈。這是無法解決的困局。但是中共連名義上的社會主義也放棄了，走向資本主義。既然如此，京官還提什麼解決貧富懸殊的矛盾呢？這就回到了矛盾的尋常中文解釋，就是第一個意義：自相矛盾了。

《蘋果》名采　中途出家

事業線

2010-08-06T13:43:00.000+08:00

六十年代，香港有電影界，七十年代有影視界，八十年代有娛樂界，九十年代有娛樂圈，回歸之後，江河日下，只剩下波波池。香港回歸之後，傳媒生態巨變，雜誌林立，廣告費少，明星的生命周期短，快錢為上，於是只能作態犧牲色相，露乳求財。

胸前神器
八十年代的「巨乳」、「豪乳」已經過時，現在是「暴乳」、「爆乳」。女明星也為謀生工具自我命名，台灣模特兒林志玲的叫咪咪，簡稱MM。林志玲2006年12月在大連拍戲時墮馬，傷了乳房，大家都關心她一對豐乳，她柔聲嗲氣叮囑：「現在不說了，我要讓我的『咪咪』好好休養。」自此之後，波霸退堂，咪神登台。舊時人有乳名，如曹操乳名阿瞞，劉禪乳名阿斗，今日的女模，長大成人，也有乳名。香港𡃁模周秀娜（ Chrissie）叫「鬧鐘胸」，Jessica C叫「警鐘胸」，浸會大學女生楊梓瑤（Carol）擁有34E乳，叫「浸大E神」或「浸大咪神」，陳靜（Dada）也有34E，稱為「百果園E神」。各路英雌，乳林爭霸，娛樂圈為其胸前神器命名，女模以其神器「封神」，有如舊日武林以看家本領或兵器，稱頌高手，如神拳李洛能、神槍李書文、大刀王五之類。

以前的形狀比喻，十分街坊，如木瓜奶（鐘形下垂巨乳）、大騎樓（形狀不明的巨乳）、吊鐘波（鐘形堅挺巨乳）、湯碗波（巨而不高的圓球形大乳）、竹筍波（堅挺之中乳）、八字波（乳房之尖下垂而向外擺）、奶皇包（圓圓堆起的中乳），缽仔糕奶（盈盈在握之小乳）等，市井味濃厚，目前只有歡場仍在講吧。

虐待狂之語
闊公子的大波女友不叫二奶而叫「E奶」。細波者不再雅稱微波少女、微波仙子，而是零波人。香港明星上海演出，則叫胸降上海。潮流雜誌的封面，以虐待暴力之詞招徠，男女風月之好事，竟用擒、喪、咬、揸、等，如喪蒲、姣溝，章子怡生擒霍公子。女子之事，萬變則不離其乳，露點、激凸、谷奶、谷胸、唧奶、磨爆、離罩、露半球、露暈娜、讓半球、逼爆、爆胸、谷胸、deep V（露出乳溝的V形上衣）、飛bra走奶、飛釘、離罩彈起、離罩飛釘、飛釘走奶、裸命搏、泳衣離罩下體現形等，或是無心之失，遭人挪用，或是矯揉造作，主動露體。

露胸即是露面
露胸比露股或陰戶邊緣有用，因為可以連面部表情及面容同時刊登，影迷認得自己，可作個人宣傳。露胸其實是露面而已。胸脯不足的，手術隆胸之外，可用矯形乳罩墊底，製造乳溝，乃欲藏還露、喻藏於露之婦人恩物。

谷胸有術，胸脯起伏不定，升胸能力不可思議，於是「新8模」便拋胸夾波博出鏡，傳媒稱之為「變幻球」之戰。原本有若干天賦者，便可表演太空飛波了。臨近書展，女模競爭出書，周秀娜便說她的立體寫真集，「係會有個波飛出嚟！」波是要遮的，但語言卻要露骨。

香港男人女人被資本家剝削得一點浪漫都留不住，以貌取人也懶了，變得以乳取人。女模也不再「波大冇腦」，而是玩弄乳溝，吸引報道，提升身價。於是香港的報攤的八卦周刊並排，一系列封面便陳列了十對八對波，谷上谷落，載浮載沉，猶如熱帶乳林、成人波波池，可謂壯觀。

露胸和升級技術之下，傳媒最幽默抵死之委婉語創造，是事業線，舊稱乳溝，俗名波罅。事業線本來是西洋掌相學的名稱，手掌中之直紋，顯示事業是否興旺。以前電視台的清談節目，請來命相師，解答觀眾傳來的照片，會說「她的事業線很深」、「她有一條很長的事業線」。今日的相士再作此言，恐怕觀眾便會想歪了。掌相之事業線轉移到明星之乳溝，寓意今日之星運，只能寄託乳溝。乳溝深淺不定，顯示女星之運程，也顯示女星之心情。例如模特兒不滿收費過平，不再谷胸，將胸脯收起，稱為「自滅事業線」，又稱「封胸」，例如有警鐘胸的Jessica C，某次埋怨公司收費過低，便不戴神奇胸圍谷胸，又在胸前貼上宣傳大貼紙遮掩，令觀眾大呼無癮。《壹週刊》的設計對白抵死，曰：No money，no警鐘胸。

露出惡業
𡃁模「胸襲」2009年度香港書展之後，事業線一詞冒出娛樂圈。2009年11月10日《星島日報》，報道模特兒趙碩之出席宣傳場合時，新聞以「出動四吋長的事業線」來稱呼她的豐滿乳房。 2010年初，娛樂版使用「事業線」愈來愈頻繁，大多以「某某大曬事業線」來稱呼女性出席場合時，露出乳溝的性感形象，或以「事業線長X吋」來稱呼女性上圍有多豐滿。歪風之下，頗多女星即使不走性感路線，也會穿上神奇乳罩，並且用雙臂夾緊胸肌，推高乳房，以便顯出乳溝，好使攝影記者的鏡頭和娛樂記者的報道，都有個着落點。

人類在哺乳類動物之中，雌性的乳房最大，而現代女人的乳房也比原始女人的大，足見是色慾勾引多於實際哺乳需要。乳房只是小孩恩物，成人不宜久留也。男子戒奶之後，仍虎視眈眈望住對波，不敢耕耘歡樂天地，真的心智不成熟。

除非女子乳房碩大，又處於嬌嫩欲滴之荳蔻年華，否則只是肥肉兩團下垂，交歡或行走之時起伏不定而已。欲出事業線，必須先以矯形乳罩托高，再用雙臂夾胸，再加報道之焦點及窺探之慾望。這算什麼事業？香港娛樂圈之惡業而已。

《信報》副刊．文化

放榜生不能承受的重？

2010-08-04T13:34:00.002+08:00

　　沒有長滿美髯的大榕樹，沒有在麥田上無憂無慮奔走的小孩，沒有蟬聲充耳的寂靜下午，沒有寧靜無盡的山丘。我長大的香港社會並不是香港電台節目裏那個陽光燦爛、帶點甜美的美麗新世界。
　　我記得，走路上學要穿過一條條由七層大廈組成的通道。通道始終黝暗濕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有污水從簷篷上滴下來，轉角路口總是繁忙吵雜，電綫時常橫七豎八的懸掛在空中，廉價木板上寫着觸目驚心的紅色大字，要求幾樓幾座的那位仁兄見字還錢，接着穿過一個布滿人尿狗糞的籃球場，沿着過了清晨七時就炎熱不堪的石屎地，就來到教堂旁邊的學校。空氣時常瀰漫刺鼻的電油味，在藍空不夠高爽的日子裏，受了污染的空氣遂即如鬼魅現身，混在課室同學身邊流連不散，給每位學生除了課學作業以外的多餘頭痛。
　　那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憑社會」(The Credential Society)。我們對文憑的肯定，當然並非突然地「渴求教育」(Thirst For Education)，而是清楚知道，所謂的社會流動，都是由文憑持有者所壟斷。正因如此，「考試」是此時此地最被廣泛使用的工具——你有幾多魅力都好，都要付上相當多的金錢和時間，為考試作出裝備，然後聽候考評局的發落。

回首會考歲月
　　時光荏苒，二十三年了。一九八六年是我第一次會考，一九八七年則是我的第二次。第一次的准考證和成績單早已不知所終，現在有的，是一九八七年的——考生編號1160998，報考科目數：7，成績：中文C、中國文學C、歷史B、英文D、中國歷史C、經濟D、數學F。已經重讀重考，成績仍然非常一般，勉勉強強升到中六。
　　我其實不懂得甚麼叫留班。在大坑東棠蔭街的匯基書院5A班裏，讀書氣氛良好，每堂都有人舉手發問及舉手搶答老師的問題，至於宗教味道，更是濃得不可開交。遇上學期大考，班主任總會在派卷前引領全班上下齊心禱告，祈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班主任劉老師負責我們的英文科，教了很多out of syllabus的東西，讓我們明白求學不是求分數。當年已經流行補習，是湊湊熱鬧也好，是將勤補拙也好，是展示自己汲汲於考試成績也好，我都少理家境清貧，而死纏老媽讓我補習。賺來的，是那幾句像raining cats and dogs的英文idioms，希望在會考中，充充場面。
　　可是，公開考試要求的，不止是充充場面。人讀我又讀，人背我又背，人做past papers我又做past papers，人去自修室我又去自修室。分別的是，我比人家都純鈍——過目即忘，忘了又讀，讀了又忘，唯有用紅衞兵式的精力拼出未來。考試時，加紙再加紙，以為「量變」帶動「質變」。生死時刻，博個同情分或勤工獎也不錯。
　　放榜日。由於當時我已經是全家上下學歷最高的一個，對於放榜的哲學思考、技術性安排和策略分析，都out of全家的syllabus。謝謝師兄的仗義和慈心。他叫謝樹維，是羽毛球校隊的隊長，自薦陪我這個羽毛球隊隊員放榜。放榜一刻，愁雲慘霧，眼淚淋漓。而我，一取成績，即刻hang機——哭不出來，只知周遭環境沉湎黑暗，我究竟讀錯了甚麼？答錯了甚麼？還是考評局改錯了甚麼？
　　用上最大氣力壓抑情緒，撥個電話通知老媽。媽跟我一樣，hang機、惘然、空白、all black。然後說，「你都要留班，咁樣讀法，博晒老命……」收綫，面對現實，找重讀。師兄幫我排隊打點一切，而我，專心喊。

年輕夥子第一個關口
　　匯基書院校長杜枝生博士是愛主基督徒，不信邪，主動給我一個在原校重讀的機會。班主任Miss Lau知我軟弱，說會為我禱告和做賽後檢討。不知從哪裏來的衝動，我毅然拒絕，說：「要repeat，我寧願在外面repeat，見見世面，充充場面。
　　結果，世面一點都不好見。嗯，如果你總是願意當那個過客、異類、陌生人的話，當然，你有權宣揚你自以為的「見過世面」。人家笑，你不明就裏；人家吵，你不明就裏；人家埋怨，你都是不明就裏，能夠跟你說上兩三句的，已經是最佳朋友，不過他們都跟你的身分一樣：重讀生。不用韓寒的提醒，我們早已知道：「所謂教科書就是指你過了九月份就要去當廢紙賣掉的書，而所謂閒書、野書，也許就是你會受用一輩子的書。」重讀生通常更加明白，重讀的成績大於「一輩子」。許勝不許敗，每說一遍，心頭就負重多幾斤。十五、六歲的輕狂歲月，遇上會考，是生命的第一個關口，明白甚麼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而這種「重」，斷不如特首一句：「只要同學有信心，甚麼困難都可解決，世界是充滿希望的。」那麼輕盈。
　　特別是由於下學年全面落實新高中學制，會考生若未能取得中六學額，就不會有日校接收，他們只能以自修生身分，報讀補習社私立學校或夜中學重讀舊制中五會考，明年參加「末代會考」，然後只可以報讀副學士或文憑課程。對於在「末代會考」失手的同學，就減少了升讀大學的機會，嚴格而言，他們就是新高中學制第一班的犧牲者。可惜，有關當局對這逼在眉睫的問題置諸不理，無措施協助他們轉制。都說，放榜是年輕夥子第一次感悟「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只是今年，因着政策的無情，令他們重得沒頂。
　　門裏的放榜生，門外的我，通過半掩的門縫交換意味深長的一瞥。

《星島日報》臻津樂道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2010-08-03T18:13:00.000+08:00

要全國統一講標準語音，是工業時代的做法，也就是現代化初期的做法。目標是簡化思想，便利工商流通和國民動員，那是大量生產標準貨物，以數量和流量來衡量經濟與國力的舊時代了。

法國人類學家利維史陀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自法國到巴西任教，並且做實地民族考察，寫下《憂鬱的熱帶》一書。他這樣描述當年聖保羅的新建築：那是一建造了就註定過時之物，而且它們不會像巴黎的建築那樣莊嚴地衰老，只能醜陋地朽敗。

由於統治者和權貴階級的智力衰歇，第三世界的現代化舉措，總給人可笑的觀感。他們學的現代（modernity），只能是過時（outdatedness）。假若不嫌悶，有點文化品味的人，過了羅湖邊界，可以一直微笑或苦笑到哈爾濱。是微笑還是苦笑，視乎那人有否家國情懷矣。

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正當廣東省要鼓吹自己做「文化大省」，將文化企業「做強做大」的時候，卻以國語（普通話）統制學校，不准學生講粵語，並且準備擠壓粵語的公共廣播節目。不單止廣東如此吧。中央的文化部、各主要省市的文化廳和文化產業研究中心之類的，時不時就說要發展創意經濟和文化產業什麼的。

然而，各大城市都不斷擴大城區，不斷以高速鐵路和公路網絡聯繫各個新興商業中心（CBD），不惜破壞原生社區聚落，毀滅農林水土，單一的文化隨着簡體字、普通話和中共式的行政行為鋪天蓋地開展。這種開展的動力，除了依靠資本霸權之外，還有法律和政治的霸權：公共空間不許說方言，禁止寫正體字，禁止在公共空間表達異議。這些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利器，甚至很多學者讚賞這是工業化的高速方程式：獨裁政府、國際資本與地方專權。

當然，由地方的專權官僚來推動經濟，而經濟成效與其仕途掛鈎，這比起散漫的自由競爭，看起來更有效率。

在限定條件之下，專權可以有機會快速達到巴列圖均衡（Pareto Optimal）而加速經濟發展。然而，過了這個均衡點之後，必然是效率低下、官商壟斷和貪污橫行；人民的原創能力、智力和想像力之剝蝕，更不在話下。

所謂成本低廉、產業集中而令生產效率高超，付出的社會代價、文化代價和自然環境代價，終會由人民承受，商人和黨組織都不會理的。商人是遊走的資本家，而黨組織則是無家無國的殖民者。

憲政民主保住多元生機
中國的高速發展的公式，靠的是獨裁政府建立一塊予商人高度壓縮成本的基地。所有節省的成本，最終都是社會、文化和自然成本（All saved costs end up in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ost），這是中國經濟發達的真相。這個真相呈現的時候，中國人將吃盡苦頭。

許多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可以從工業化順利過渡到農林、工商、科研開發和文化創意經濟結合的可持續發展境地，是由於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制衡了國家的強權，工業化的單一標準的生產方式（monoculture），受到地方議會、教會、商團、貴族地主、文人和宗親的抵制，不足以破壞國家在經濟、社會、環境生態和文化的多元性。

因此，單一的國語無法一統方言或地方口音，甚至連國語本身也是多元化的（如瑞士和加拿大）。工廠、住宅和商業區不能過分侵吞農林與自然保護地，官立的教育也不能排擠民辦的教育。工業化時代殺不盡的多元化的生機，在工業化完成之後，成為科研能力、原生創意和道德生活的培育之所。

憲政民主對於國家經濟的永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愈早有愈好。民主愈來得遲，工業化勢力的破壞愈深，愈難修補。今日在香港看到的單一地產壟斷發展和城市膨脹模式，便是工業化勢力無法被民主阻止的景象。（按：工業化勢力並非開工廠者的勢力，而是單一的資本擴張以奪取利潤的模式。）現代社會是不能產生優雅文化和高尚道德的，一個現代社會擁有的文化和道德遺產，就視乎其在工業化過程之中，能夠保留多少，或者有多少是殺不盡的、死剩的，仍然存活的。至於那些用資財保存的博物館式的文化、在聯合國「申遺」的文化，是用不上的。

現代化的持續發展，必須保有多元生機，而這些只能在憲政民主和公民社會發達的西方國家發生。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往往用強權推行，現代化也會中道而止（如馬可斯的菲律賓），除非意外地得到建立憲政民主的機會。

二戰時期，幾個以法西斯式的國家統制和重商主義快速建立起來的工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戰後都意外地得到美國的佔領或干預而被逼建立憲政民主制度，令兩國的工業化勢力得到民主和民意的制衡，多元化保留下來了，於是，我們看到這些國家今日成了人文薈萃的科研和創意經濟大國。另外的兩個例子是南韓和台灣，都是在工業化後期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建立民主。

中國的國家命運比起德國和日本糟糕，中共並非法西斯，法西斯是有強烈的國土意識和國家意志的，是會保護水土和國民文化的（即使用的是極端的保護方法，如德國的納粹或日本的大和魂），而中共的資本也很大部分是國際遊走的資本，不是立足於國族的資本。是故，中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國族文化保育，道路維艱。我其實想說的是前無去路，中國大陸地區得到美國的介入而促成憲政民主的機會在二戰之後丟失了。

荒誕而危險的中國
在這個背景下，大家可以理解何以在中國大陸有大量的文人被滅聲、大片的農田被填平、大片的舊城區被拆毀、大片的方言區和少數民族語言區被壓迫，普通話如推土機一般，從北京出發，碾平一切語言文化的多元性，好使中國成為國際資本家的大工廠。由於中國人民並無投票權，公民社會力量也微弱，因此無力抵擋單一化的工業勢力。中國將成為機器人之國。

回頭說「推普滅粵」的事情。這是有正常見識的人都羞於辯論之事。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呼喚保護文化多元性、保育歷史語言遺留，還要連寫兩篇文章談這普天之理，我感到羞愧。

然而，要辯論得頗深，才可解釋中共之荒誕行為。國家交流語與地區族群方言應是並存的，互相扶持的，地方文化和方言文化甚至是中國文化輸出的助力，這是人之常情、國之常理，然而，中國並非一個正常的國家，它只是黨組織維繫的資本家租界。在中國變成正常的國家之前，常理不適用。

中國類似鋼筋不足的混凝土屋頂，是極其脆弱的，也是極其危險的。

《信報》時事評論

Red Eye

2010-08-03T14:00:00.000+08:00

A visual diary documenting a flight from New York to Berlin (with a layover in London).

家有一舖

2010-08-01T18:16:00.001+08:00

　　從我家到地鐵站的路上有一個水果檔。檔主是一對夫婦，男人沉默寡言，年紀看上去有點大，女人勤快利索，身材豐腴，她有一把甜膩的嗓音，招呼起客人來，將一口不標準的廣東話說得那樣熱情。
　　早上八點經過那小店，只見男人把一箱箱水果搬出來，女人精心扎出一簇簇荔枝龍眼，串串芭蕉擺得像盛開的花。夜裡十一點，街上行人稀疏，下班回家路過水果檔，女人叫住我：「靚女，買生果啊！」我遲疑地駐足，看看，猶豫地提起一小串芭蕉，她立即溫柔而堅定地從我手上順過芭蕉，放到秤上只一秒，拿下來裝進膠袋，遞過來甜甜地說：「十四蚊！」
　　我只有乖乖付錢的份兒，四個芭蕉提在手里走回家，因為這一切發生得太快，心中不免有些恍惚。

「辛苦唔使錢」
　　在辦公室翻閱過去三年的《飲食男女》，有個欄目做得精彩，每期數一家香港老字號。一個個充滿人情味的故事讀過去，故事情節在我眼中漸漸面目模糊起來。總是這樣的橋段：舖頭養育了一家三代人，祖父推著車仔掙出一個排檔，父親守著排檔搏出一片門面，兒子撐著門面望天感慨：「夕陽行業啊，後繼無人啦！」
　　祖父的影像稍顯遙遠，是一個忙碌無聲的背影；父親的影像執著逼近，是一張堅毅粗暴的面孔；兒子被前人的光輝籠罩，往往當不成一個故事的主角。如果家姐出場，她必是潑辣能幹、維護家人的正義化身；如果母親出場，她便是慈愛堅忍、嘮嘮叨叨的善良存在。無論那鋪子賣的是牛腩還是雲吞，是烤鴨還是炒蟹，是雞蛋仔還是飛機欖，是雜貨還是魚鮮，它總能把一家人牢牢地栓在一起——至少，把父親緊緊地栓一輩子。
　　那父親說出來的話樸素得無比強大，擲地有聲：「老竇教落，出來做野，人地做得少，你做得多咁就有得撈。」
　　「老竇教落，客人係米飯班主，所以最緊要對啲客好。」
　　「老竇教落，冇話老闆唔老闆，伙計有嘢做緊，老闆都要幫忙。」
　　「老竇教落，做人要光明磊落，收得人錢就要畀足嘢人。」
　　「老竇教落，賺咗啲錢唔係賺，找咗數啲錢先係賺！」
　　那舖頭的全盛期十有八九落款在上世紀，如今依稀呈現的是個「子又有子，子又有孫」的愚公心願，彷佛飽蘸墨汁的一支毛筆寫到一行字的最後一劃，那苟延殘喘的結尾不免令人惋惜，而狗尾續貂的故事格調又如此奇怪。
　　我總是讀到各種觸目驚心的細節。比如從午夜十二點到凌晨四點，是有些人的正常晚飯時間；十年沒放過假的阿牛這樣解釋原因：「我冇嘢叻，勝在有鬥志，勝在捱得」；那麼還有家族陰謀，把手藝最好的孩子困于鋪中，將性格最野的孩子甕于家中—— 「給他一盤家業，讓他生生性性。」總而言之，就是「辛苦唔使錢，家和萬事興」。這教人沉重抑鬱的老字號人情味啊！
　　那本雜誌的編輯和我見過面，是性情中人。他黝黑壯實，講話飛快，筆下篇篇是俠肝義膽的現代版「兒女英雄傳」，如果當導演，想必是個吳宇森。有一期，他寫一個九十年代移民來港的大陸人，文化不多，一身力氣，刻苦經營的一招一式活脫脫六七十年代的獅子山精神，我看得正過癮，篇末突然跳出來一句話：「Cheap，原來真的有股強韌的生命力，無論環境多惡劣，都能夠生存。」我讀出了作者在時空交錯中，那一絲「欲辯已忘言」。

「一條穩陣路」
　　勤奮，曾經是許多香港人行之有效的生存方式。
　　家有一舖，曾經是許多香港人生活之保障，生命之依托。
　　一家人，齊齊整整，發奮努力，共同進退，這是中國人寫進基因的文化密碼。香港地在歷史上曾經接收了一粒粒過來討生活的蒲公英，他們用一個車仔推出一片天地，然後奮力地開枝散葉，撐起一頭家。
　　舖子里的世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旺又一日，淡又一日，容乜易過一世。」他們說。他們認准「工」字不出頭，自家開舖，多少算個老闆。世道險惡，人情冷暖，一家人在一起，怎麼樣也有個照應。那鋪子既是牢籠，又是保護傘，一個朝代過去，它還在那裡。
　　可是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無暇分身觀望。舖子太繁忙，擔子太沉重，父親太嚴厲——他們胼手胝足，日夜操勞，謹守家業，在人生其他的可能性面前，自覺止步。
　　我當然明白一碗留駐豆香的古法豆漿喝起來多麼可口養心，然而當我聽說那一碗豆漿消磨的是一個人的全部自由和青春，那豆香就帶上了一股壓抑的韻味；我固然迷戀一碗讓人放心的美味牛腩，可是當我知道有人為了那一碗牛腩，每天花四五個鐘頭清洗材料，如此又是一輩子，教作為食客的我如何能夠輕鬆下咽？
　　這可口與放心，壓抑和慚愧，深深的慰借與隱隱的罪惡，感覺多麼似曾相識——那是我們對家的感情啊！家有一舖，究竟是一場幸福還是詛咒？
　　同樣的故事發生在日本，比如打刀技術，被政府奉為國粹，所以盡管無利可牟，手藝的尊嚴和技工的生活都得到完善保障；但這故事發生在香港，就變成梁添刀廠，如今門庭蕭條，後繼無人。同樣的故事發生在美國，比如漢堡快餐店，被政府極力補貼，所以肉價比菜價低，一個漢堡侵略了全球飲食文化；但這故事發生在香港，就變成沙田的盛記面家，燉了幾十年的古法牛腩，前年因為領匯加租，一碗牛腩消化不了舖租，終於忍痛結業。
　　家有一舖在香港，是一個關於尊嚴的傷心故事。

注：文中案例及人物語言均引自《飲食男女》“老字號”專欄2007-2010 的文章。.

《明報》星期日談情

唔駛出剪

訪問：十大惡人 字爆地產黨

讀詩詞，用粵語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54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一篤雀屎， 占卜西九前程

教中文，用粵語（下）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37

教中文，用粵語（上）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20

解決温飽──中國自有一套人權標準？

影像文化與香港中產社會－－謝明莊對談

不義也是品味問題

普通話不可獨大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00

授子以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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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司紙

Let It Dough!

富士康模式與中共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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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細節，地產霸權也在細節

人聲與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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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快餐店會否淘汰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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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聲，不要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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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成魔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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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生不能承受的重？

推普廢粵－－工業化與多元生機之爭

Red Eye

家有一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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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篤雀屎，占卜西九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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