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十大惡人 字爆地產黨

　　去年，作家陳雲因炮轟地產商，專欄被停掉。事件曝光，人人口耳相傳：「地產商的屁股果 然碰不得！」當時陳雲宣告政治大局不再評了，就讓它谷爆。這句話今天回頭看另有意思：不谷谷，讓你看到港人死局又怎會爆呢？他連同八位作者，寫成單單書名 已爆到九彩的《九評地產黨》。問問你呢個 Moment，你要爆未？

記者：何兆彬　攝影：伍慶泉

系統分析香港出事
蘋：蘋果　陳：陳雲　吳：吳志森　彭：彭志銘

蘋：說說出版這本奇書的因由。
陳：去年九月專欄被《信報》 cut了，彭志銘說不如把（得罪地產佬）五篇文，結集起來好像小冊子一樣，加上一些樓盤相片，例如發水樓，好像《毛語錄》一樣出版。但這樣太單薄了，若出本書又不夠時間，那不如再找些朋友，各種觀點加在一起吧。

蘋：陳雲老師想快點出版，可有其時代意義？
陳：這是香港人共同認同的問題，不解決香港就玩完了。

蘋：去年一本《地產霸權》引起轟動，有何特別原因？
吳：大家都谷到爆了！很想有個系統分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當然，那本書只是一個基礎的分析。
陳：那本書主要是講技術上，地產商怎樣遊走於灰色地帶，賺取暴利，而政府怎樣放水放權。如地產商明明蝕為甚麼都要收購巴士廠，跟着在城規會補少少地價，更改用途，不用投地回來就有土地儲備。
吳：其實對跟開這些線的記者來說，書中的東西都不新鮮。例如乙種換地權益書、收購鄉郊農地，十年都不動土地，然後跟政府傾……不是新料，但從來沒有人有系統地把它撰寫出來。

蘋：而且這本書幾年前已出過英文版，都沒有引起反響。
吳：始終香港是中文社會嘛。就像《南華早報》報道 83年地產商與政府早簽訂密議，限制政府不得在天水圍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但都沒有中文報章跟進。

蘋：讀了陳雲寫的序言，談到這文章。而這篇文章把數十年來兩朝政府政策背後的想法都揭示了，十分終極。
陳：是，要鬥到底，要像人民公敵這樣去鬥。

■地產佬惡，明知都夠膽踩埋去的就仲惡，因此九評人加上出版社次文化堂老闆堪稱「十大惡人」：（後排左起）彭志銘、許寶強、黃英琦、黎廣德、王慧麟、尊子；（前排左起）吳志森、馬國明、王永平、陳雲。

■ 83年地產商一早在天水圍限制政府發展商業。

■（左至右）陳雲（作家、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九評》一書編者）、彭志銘（次文化堂社長、作家）及吳志森（資深新聞工作者、港台時事節目主持、評論人）

■潘慧嫻《地產霸權》$98（天窗） 「九評」有解
蘋：寫書時大家知道這書名這麼厲害嗎？同一本書叫《香港地產評論》跟叫《九評地產黨》效果差好遠。
彭：出版前，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陳：書名是我跟彭志銘吹出來的，要保密，因為怕別人取來用了。
彭：森哥解釋一下，好多人還以為這是法輪功的。
吳：法輪功其實是抄人的。六十年代中蘇論戰，當時赫魯曉夫上台，他批判史太林寫成「史太林秘密報告」，當時中共很不高興，就寫了九篇很長的文章去罵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這叫《九評蘇共》。法輪功後來就借了這名字寫成《九評共產黨》，我們再借用就成了《九評地產黨》。
陳：毛澤東他們是史太林扶植出來的，所以他們叫史太林做「史太林爺爺」。赫魯曉夫批評過史太林很多殘暴事情，批評他，即是批評自己的專政，毛澤東自然很不高興。
彭：九，其實是「很盡」的意思。
吳：單數是陽數，陽數去到盡就是九。九有攻擊性的，例如「九陰真經」，到了如十全武功，是完成了的意思。

■《九評共產黨》

■《九評地產黨》$108（次文化堂）

猶如病毒把你吃掉

■控制傳媒：「李家刮萬呎地」新聞一出，馬上有報章出來替李家說話。

蘋：怎樣人民公敵地去鬥？
陳：因為（地產商）是最大破壞香港生存環境發展前 途的，甚麼政府前途、經濟、民生，這三大範疇都被他們破壞了；而且他們吃完就走，完全不打算長遠地經營或執政，所以他們是像病毒一樣地生存，不斷地複製自己。但他們實在財雄勢大，掌握了金融──因為地產能套取巨額現金，這樣就可以收購合併，跟着把所有東西都變成自己的業務，再去聯營。可嘆香港沒有反競爭法 例，立法會沒甚麼權力，城規會沒它辦法，輿論都被他們控制住了。這樣下去，淘金方程式不斷把周圍統統變成了商場，只要是在商場，不管做甚麼生意它都能把你吃掉。
彭：補充一點，民生上，這令小市民沒有了希望。本來我窮，我咪住廟街囉，咪住深水埗囉，但現在連大角嘴都可以變豪宅！現在全世界最輝煌就是香港人，全部都住豪宅。以前我有點錢，我就搬去美孚，再有錢就搬去中環，人有階梯往上爬。但現在是人的絕望導致仇富的。
陳：就算你住粉嶺住寮屋他都可以趕你走。新界很多地都已被收購了，只要一批（更改土地用途），泥頭車就來。
彭：就算是農田都會自然燃燒，你看南生圍，地球有咁耐佢就有咁耐，都未試過濕地大火！
吳：不單止住，衣食住行都有。近日有博客（龐一鳴）要避開地產商一年，這才發覺生活極度不便，原來逃開他們往往多走不少路。本來不去萬寧，去森記藥房都得，但森記藥房快被它趕絕了。

蘋：但現在領匯就在殺害藥房嘛！
吳：所有小商舖都被謀殺。

回歸後領匯破壞生態

■沙田寶福山旁村屋正在抗議屋頂建天橋，控訴地產商。

蘋：它最厲害一招，是你出得起它也可以不租給你。
陳：所以這哪裏是自由經濟?!
吳：其實如果不替地產商打工，出路也是很窄的。
陳：因為地產商收購很多公司，生出很多子公司，所以全港的大僱主只有十多個。從前香港有很多中小企，大家競爭，會有較優惠的條款出現。但是現在市場上很多臨時工、合約工，有人無糧出，畢業生只有幾千塊錢薪水，這些都是大機構來的。

蘋：好多人都以為這是回歸後才出現的問題吧？
吳：不，殖民地時代已經有。但英國佬的設計比較好，不會一面倒傾斜至此，他們當然係錫住英資，但華資可以與之競爭。英國佬作為中間人，在六七暴動後也不想去得太盡，以致社會不穩。
陳： 英治時期還是有二元經濟的，你有自由市場，也有公屋/房委會商場是十分平租的，他們採用規劃方式，如房署的商場，連裏面有集郵社、文具舖也有規定，連鎖集 團也無從入手。而且你租開它一定讓你續租，這有點像歐洲，有租務保障，你做開哪門生意，之後都不會更改了。但回歸後第一件事，就是出現了領匯。一有領匯保 護網就被毀了，因為它本來是保護關乎民生、家族舖頭，還緩衝了租務市場。我住沙田，從前我常到禾輋購生活品，當時還有瀝源，東西都很平，現在都變成了領 匯。

蘋：小商戶都消失了。
彭：哈，你班人想點呀，人家給你提供優質生活呀！
吳：我唔想咁優質，得唔得？
陳：我住沙田，但要買拖鞋就得出深水埗！這裏沒有$20一對的拖鞋賣。買膠水桶我也得往上水，因為日本城賣的水桶不是鐵柄的，這區都沒有傳統五金舖了。傳統香燭舖只剩一間，看來也頂不了多久。

林行止之轉軚

■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

蘋：記得去年森哥本來替陳雲寫序，但出版社拒絕刊登，這次書中也登了。

吳：那一篇序很溫和，只是出版社揣摩上意。這令我想起兩件事，與林行止有關。一是我曾在《蘋果》評過地產商捐獻，後來他在專欄叫大家看看我這文章，其實我的文章與他的意識形態本南轅北轍，但他近年想法改變了很多。另一件事與陳雲有關。
陳：我一篇《地產商地獄式捐獻》出街後專欄就被停了。過了兩天，林行止的秘書打來，說林生有本新書結集，問可否把這篇文章收集在內，我說：收囉！
吳：也就是說，他不同意《信報》現行的政策。
陳：從前他總叫人要自私自利，又謂所有對資本的管制都會妨礙經濟增長，近年有點懺悔了，特別是他看到了近年美國全沒節制的金融詐騙。

蘋：那不是自由吧？
陳：所謂自由市場只是保護大財主大財團。舊區的徵地條例就像共產黨，一出收地條例你是沒法抵抗的，而且收地後它不會公開拍賣，錢只會落入市建局手上，賺的是小業主的錢！這是哪門子的自由市場？他們只是比老共的那一套溫柔一點，老共會把地主殺了，拿地……
吳：這一套就逼你自焚！

《蘋果日報》副刊　文化紅Cult

讀詩詞，用粵語

　　普通話易學易講，香港人即使有粵腔粵詞，只要北方人明白，也是無傷大雅，久之也會成為地方特色，毋須強逼自己一口京腔。然而，殖民地教育的特色是強調本土人民的文化缺陷，必須努力向宗主國學習，甚至不惜以丟棄本地文化為代價。很多香港家長為了訓練子弟講普通話，不惜與子女用普通話對答，甚至將本來適合用粵語傳授的語文範圍，改用普通話，結果是用了中文來教普通話，犧牲中文來教普通話。
　　其中一項，就是用普通話學古文舊詩，音韻殊不配合，簡直自討苦吃。例如中文的入聲字，是用來表達孤絕、急速、抑鬱的感情的，如上述的絕、急、速、抑與鬱，用粵語讀，都是p、t、k結尾的短促字。用 普通話讀絕、急、速、鬱，是毫無絕、急、速、鬱的語感的，此所謂音義離散。粵人口語「急不及待」，前面三個都是入聲字。粵語人不講「迫不及待」，即使 「迫」是短促聲（讀paak1或bik1），卻與「不」字的聲母重覆，故不用。粵語即使是口語，也重視音韻協和的。
　　舉唐詩為例。杜甫的《哀江頭》，全用入聲押韻收句。「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 欲往城南望城北。」粵語讀首兩句的吞聲哭（huk1）與曲（kuk1）江曲，真有走頭無路之嘆。換了普通話的ku與qu，若不知其字義，只憑其聲，就聽得耳根舒暢，心下既cool又cheer，可謂顛倒乾坤，荒唐之至（按：英文也是用長音字表示舒暢，短音字表示急促或壓抑的，如thrust、fast、 press）。
　　宋詞為例，岳飛的「滿江紅」，壯懷激烈，押韻收束，都是入聲字：「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
　　香港兒童以粵語為母語的，卻要被人誤導，要用普通話學詩詞，就是枉白少年頭，到老空悲切。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54

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 （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撰文：陳雲（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 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 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 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 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 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 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 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 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 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 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 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 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 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 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 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 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 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 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 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 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 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 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 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 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 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 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 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 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 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 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 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 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 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 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 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 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 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 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 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 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 「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尊子漫畫，原載於《明報》

陳雲《am730》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40801

一篤雀屎， 占卜西九前程

　　晚風吹拂，坐上講台，忽地榕樹之巔，落下乾雀屎一篤，點染金色尼龍絹布之上，連帶枯葉幾片，飛灰數顆，心念便起。此刻不須《梅花心易》，也知西九大事不妙。
　　十二月十一日，《文化現場》連同西九龍民間評審聯席和文化葫蘆等民間組織舉辦「西九：關我咩事？——西九與基層公眾論壇」。知悉在榕樹頭天后廟之前舉行，欣然赴會。街坊在前，神靈在後，不看僧面看佛面也。

文化種子營養苦無土壤
　　兩位規劃師發言之後，輪到我了。既有靈動，便隨心而講。我說，雀屎已乾，隨晚風落在講台的尼龍絹布之上，連帶枯葉和衣紙灰，順手掃落地下。這布雖然是金色仿絲綢之質，卻是尼龍人工之物，臨時假扮，猶如西九文化區。乾雀屎不臭，雀食漿果而無法消化種子，故雀屎一般內藏種子，象徵文化傳播。枯葉乃天然肥料，飛灰由廟內香爐之衣紙焚化而來，也是天然肥料。三物掃落地下，若遇泥地，因緣際會，可長出草木。可惜，康文署管理之廣場及公園，都是滿鋪石階，寸草不生。有種子、營養，苦無土壤。
　　我再說，雀鳥是無心插柳的傳播人。讀高中的時代，我喜歡植物學，常到香港海岸的半島、沙洲及孤島蹓躂，觀察上面的植物。半島及沙洲的植物，離本土不遠，都是本土植物的延伸，物種隨溪 流飄至，由於地處孤立，周邊動植物競爭少，先入為主，生長得茂盛。西九的經營概念，若是本土藝術的延伸，就可以提拔本土藝術，將部分品種移植到新場地，避 過商業摧殘，悉心栽培，成為參天巨木或頑強荊棘。
　　孤島的植物，種類古怪。以前與大陸相連的，便是大陸的舊品種，在大陸已經被競爭淘汰了，或者奄奄一息，在孤島卻可以獨領風騷。在香港的離島也看過很多古老植物，也有以前農戶廢棄在荒田的芋仔、番薯和蕉，都是舊品種。假若西九是香港或嶺南文化的保存所，可以做一些藝術保存與更新的工作。

展覽花果不容落地生根
　　孤島先前不是與大陸相連的，而是從海上冒出的，品種更古怪了。植物是隨海浪漂流到孤島的，或者隨鳥糞攜帶的種子而來，或者黏附往來的船身而來。總之，紛然夾 雜，怒木並立。西九文化區既然是綜合場地，又與街坊本土切割，其文化生態，就不是半島型或沙洲型，而是離岸操作的孤島型了。混雜之物，若能開花結果，也是壯觀。可惜者，西九文化區並不是大膽放任之地，而是重重保險，左顧右盼，順得哥情失嫂意。管理者為免麻煩，只是展覽花果成品，擺設盆栽，不容許植物落地生根。
　　以前中國的雜劇戲曲與說唱話本，便是北宋市集 的藝人將史傳及民間傳說搬演，前者如三國志，後者如白蛇傳，到了金元之際，乃至明清之交，有文人（如關漢卿、王實甫、馮夢龍、金聖嘆等）參與，加工改編， 於是成為雅俗共賞之佳作，由播種到施肥到收成，之間經歷四五百年。香港之粵曲也是經歷薛覺先、馬師曾與唐滌生之改良，歷數十年，始有小成。這些長久的栽培工作，西九管理當局是設想不到的了。我看了掃在硬石地上的乾雀屎、枯葉和紙灰，便想起以前榕樹頭的空地，早期是講故事人表演，後期街坊架起大電視機，坊眾雲集觀劇。文化氛圍，有個種子，但始終是由民眾提供土壤栽培的。

陳雲《明報》世紀．文字江湖

教中文，用粵語（下）

　　去年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之日，電視新聞見的是一張空凳。事後，有作家矯正，說是空椅。那是有靠背和扶手的，當然是椅。港人說它是凳，是另有所本。
　　二十多年前，夏韶聲唱的《空凳》，林敏怡曲、林振強詞，是哀悼老父大去之後，剩下空凳一張。長輩在家中安坐的，自是椅。一九八五年亞太流行曲創作大賽的台上，夏韶聲演唱此曲，台上擺的道具，也是椅。
　　粵人文如其音，凳是凳，椅是椅，只有囉唆不覺其煩的某些北方人，才好意思將口語的椅子和凳子，直寫入文。香港人愛說空椅是「空凳」，純是由於粵人聲韻敏銳。 凳（dang3）之音，如磬如鐘，有虛空迴響，可承接前面的空（hung1）字的虛空音；椅（yi2）則是舒展太息之音，將「空」字的韻洩去了。凳之音， 有想念已久、虛位以待之意。北方的凳（deng去聲），其音略為短狹，如登高的登，沒了虛位以待的聲音聯想。寫「空凳」，北方人不會明白，他們愛寫「空椅 子」。在「普教中」的香港學校，學生連寫「空椅」，也會被北京老師紅筆打叉的，說不合「現代漢語」的規範。
　　以前香港人命名機構和商店，也講求音韻。例如「香港電台」（hoeng1 gong2 din6 toi4）用粵語讀，恰好是粵語韻表的高平、高上、低去、低平，其聲由高平開首，用低平受束，高平是正氣，低平是親民，四字讀來婉轉平和，安慰人心，可謂金聲玉振之佳構。一九七六年，有了電視製作之後，英文改為RTHK（Radio Television ），中文依然是「香港電台」，是粵音聲韻的堅持，只有香港人明白。
　　北方官話混雜胡音，再遭受政治之規定而簡化，脫落大量音韻，與漢字可謂音義離散，不利語文傳承。很簡單的，粵語讀的「合」（hap6）字，真的是合口而緊閉的，音義相合。普通話的合（hé），就張開了口，想合也合不來。粵語說的荊棘（ging1 gik1）滿途，短而刺耳，聽了就知是滿途荊棘。普通話說的荊棘（jīng jí）滿途，憑聽覺，輕輕浮浮的，還以為走上了鵝絨鋪的榮華路。
　　粵語講「含蓄」（ham4 cuk1）兩字，前者是合口音，後者是入聲。粵人說含蓄，含真是合口的含住了，蓄是真的緊密的蓄住了。普通話讀含蓄（hán xù），含不了，也蓄不住。講含蓄而不得含蓄之聲的方言族群，要知含蓄為何物，難矣。北人用普通話學中文，引致音義離散，文化也隨之失落。北人是無可奈何，隨他去了，廣東人、香港人也用普通話學中文，就是犯賤了。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37

〈教中文，用粵語（上）〉在此

教中文，用粵語（上）

　　辨別人與其他動物的其中一個標準，是語言能力。發出聲音，產生意義，而意義的單位，即是語素（phoneme），可以自由組合，變成詞與 句。語素有元音、輔音和滑音三種。原則上，語音和意義的配搭是任意的，但經歷悠長的文學創作之後，也有約定的對應關係。例如英文的輕重音與中文的平仄聲， 各有其感情對應。做詩文、作演講、寫通告，要打動人心，音韻節奏，不可不通也。
　　中文的文言創作，語音以隋唐的中原音或北宋的中州音為本，輔以當時的方言鄉音，故此，繼承自明清北方官話的普通話，丟失了音韻，特別是入聲和合口音，頗不利於文學之傳承。文學一旦失陷，則品味教育與言辭修養，無從說起矣。
　　北方人無可奈何，只能接受語音殘缺的現實，嶺南人有來自秦漢隋唐的粵語，就不要屈就北方官話，自我作賤，用普通話教中文了。普通話是中國交流語，是必須學的，然而普通話語音簡單，極容易學，是毋須改換中文堂的授課語言來學普通話的。真的要加強鍛煉普通話，可以闢出一兩個術科來做教學語言，中文堂則須堅持粵 語教學。這是語言科學的通則，也是文化傳承的宏願。粵語區用普通話教中文，是以俗變雅，用夷變夏，違背孔門之教。
　　普通話讀舊詩詞不合音韻，已是常識。然而，由於古人詩文不分家，散文也講究音韻鏗鏘，故此用普通話學古文，一樣是不得要領。
　　北宋范仲淹撰《嚴先生祠堂記》，歌頌漢光武帝之高士嚴子陵之高風亮節，初作「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高士李泰伯看後說：「公此文一出名 世，只一字未妥。」提議將「先生之德」字改為「先生之風」，一言驚醒，范仲淹欣然從之。從意義而言，「德」字狹窄，不如「風」之廣泛，流風遺韻，與「山高 水長」相配。從音韻而言，「德」（dak1）字短促而絕，意味風流絕焉，不如「風」（fung1）之響亮遠達。
　　粵語傳承古音，讀德字顯見短促，讀風字則暢達綿長。用普通話讀，有分別，但對比不大。由於中文是音韻語（tonal language），修辭意義也用音韻傳達，北方音韻不通，單憑字義，便無法學到古文精義。
　　再　 舉一例。歸有光《項脊軒志》，以陋室之幾度修葺，比喻家庭之悲歡離合，通篇的文眼，只是一句「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文章各段，由悲轉喜，由喜轉悲。悲喜之轉化，除了依靠敘述事態，也因悲（bei1）喜（hei2）二字韻母相同，發音相近。用粵語誦讀，音聲入耳，解得通暢。用普通話誦讀，悲 （bei1）喜（xi3）之轉，語義可解，語音則不解。
　　音義離散，是北方普通話的莫大缺陷，由康熙皇帝強行指定北方話為國音之後，乃至中共 用刑法和公共政策強行推廣普通話，是近代中文傳承之大遺憾，於詩文之創作，於哲理之開闢，其禍患無可挽回。惟望嶺南邊陲之地，特別是擁有文化自主權之香港，可以保存粵語教學，為中華音韻延續香火。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20

〈教中文，用粵語（下）〉在此

解決温飽──中國自有一套人權標準？

六十五個邀請何來百多個杯葛？
　　二Ｏ一Ｏ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已在十二月十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由於劉曉波仍身陷牢獄，他的妻子劉霞又被軟禁，和平獎委員會於是安排獎狀放在專為劉曉波而設的空凳上。
　　頒獎禮舉行前，中國要求多個國家杯葛頒獎禮。頒獎禮舉行前三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向記者強調：有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反對二Ｏ一Ｏ年和平獎的立 場，她又指摘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公開支持中國境內違法行為」。姜瑜的發言隨即被和平獎評審委員會秘書指為誤導，因為委員會只是向六十五個在挪威設有 大使館的國家發出邀請，四十四個國家接受邀請，十九個拒絕，兩個沒有回覆，姜瑜顯然誇大杯葛國家的數目。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不理中國大力施壓，把二Ｏ一Ｏ年的和平獎頒予發起Ｏ八憲章而被中國判監十一年的劉曉波，令北京方面顏面無存。北京方面卻一直沒有打算改善 形象，只懂得一味施壓，猛烈抨擊諾貝爾和平委員會之餘，又中斷與挪威的文化和商業交往；在國內則封鎖劉曉波獲獎的消息和嚴密監控維權人士。從北京方面的反 應清楚說明北京當局一方面十分在意國際間對北京的評價，但另一方面，北京當局卻似乎沒有注意到國際間對中國過去一直採取的鐵腕統治早已深感不安。
　　美國日本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蘇聯解體後，聲稱從此整個世界都會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度（Liberal democracy），他更認為人類已進入歷史終結的年代。事實上，美國在克林頓擔任總統的年代積極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成立世貿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當年 中國積極爭取加入世貿之餘，不斷強調中國的國情有別於西方國家，不能以西方國家的標準來看待中國。當時的國家主席和黨總書記江澤民回應中國不尊重人權的指控時，強調中國有自己的一套人權標準，他說在中國人權就是「解決温飽」。

自有標準卻又在意國際認同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點在於資金自由進出，不受限制。中國一向對資金流入和流出都嚴加限制，但為了加入世貿，中國撤銷了不少限制。中 國成功加入世貿之後，大量資金流入中國，中國成了全世界外資直接投資最高的國家。一方面中國擁有大量廉價勞工，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是少數仍是共產黨鐵腕統治 的國家，工會組織由國家牢牢掌控，工人罷工的事件聞所未聞，正好是外國資金最好的出路。在國家層面來說，中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得益者，自中國加入世貿 以來，中國的經濟年年以接近雙位數字增長，不久前已超越了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中國「大國崛起」，但中國的人權狀況卻跟崛起之前無甚分別。根據江澤民的講法，中國的人權首先是解決温飽，既然「大國崛起」，温飽的問題也應解決了，中國的人權是否應該和西方國家無異？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國不但沒有因 為「大國崛起」而改善人權，反而因為「大國崛起」變得更有能力扶持北韓、緬甸和蘇丹等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不諱言，委員會
　　早已認為 必須回應中國「大國崛起」，人權卻毫無改善的情況。把和平獎頒予劉曉波是一個清晰無誤的訊息，中國必須改善人權狀況。
　　事態的發展卻說明中國無意改善人權狀況，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立法會說頒和平獎給劉曉波無非是向中國施壓。譚耀宗說得對，但向中國施壓的目的無非是敦促中國改 善人權狀況，趙連海的例子說明中國國內人權根本毫無保障。以前還可以像江澤民那樣，以首先要解決温飽作借口，現在已沒有藉口了。因此現在中國的領導人或官 方發言人都已不再提及中國的國情特別，中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得益者，經濟上已完全跟西方社會接軌，不可能再強調中國的國情有別。事實上外交部發言人姜 瑜聲稱有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反對二Ｏ一Ｏ年和平獎的立場，她的講法說明現時的中國需要得到國際間的認同，不可能再我行我素。恰巧中國一直支持的 北韓近期不斷作出挑釁的舉動，令中國面目無光、進退維谷。
　　劉曉波獲頒和平獎，中國原可順水推舟，立即釋放劉曉波，又或者任由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出國代為領獎。但中國卻選擇了最愚蠢的做法，軟禁劉霞之餘，更無理禁止百 多名國內人士出國，擔心他們出席頒獎禮。但這些野蠻的行徑只會成為國際間的笑柄，像姜瑜說有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支持中國反對二Ｏ一Ｏ年和平獎的立場，但 人家不過發出六十五個邀請，只有十九個國家拒絕。中國不讓劉曉波或劉霞出國領獎，但頒獎禮照樣舉行，委員會放了一張空凳，又把獎狀放在空凳上，象徵意義之 大是劉曉波本人親身出席才能掩蓋。劉曉波雖然未能出席，但委員會安排挪威著名演員，用英文朗讀劉曉波在法庭上的答辯詞同樣打動人心。事情十分清楚，高壓手 段絕非萬應萬靈，北京方面卻好像吸毒一樣，一味高壓。和平獎委員會主席致詞時說得很清楚，中國既然「大國崛起」，如果仍繼續一味高壓，必定帶來動亂。他強 調頒獎給劉曉波不是要冒犯中國，而是要中國明白，既然「大國崛起」便必須尊重人權。

馬國明《CUP Magazine》　city flaneur

影像文化與香港中產社會－－謝明莊對談

　　今天已是全民攝影的年代，拿着iPhone拍完照，立即按send便可在微博及Facebook發佈。朋友見到表示「Like」，一個圖像創作的過程便完成。
　　全民攝影後，專業的影像創作人究竟如何自處呢？謝明莊，專業創作人，由攝影記者走到今天成為攝影工作坊策劃者，教導影像創作技巧與概念。
　　香港人人拍照，但不等於人人創作，只因按下快門那一刻，背後的思考過程才最重要。而我們最欠缺的，就是這種獨立思考！

讀：《讀書好》
謝：謝明莊

讀：現在是否已經是全民攝影的年代。
謝：對，所以就連攝影節都用上了「攝影為人人」的口號。

讀：數碼攝影及iPhone時代人人都想創作，人人可以創作，人人都可以立即發表自己的創作。當攝影已成為全民活動時，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還有甚麼意義？
謝：我覺得先要討論甚麼是創作，在我理解中，大部分拿起相機去攝影的人，都沒有想過這件事其實是創作。

讀：為甚麼不是？我自己拍照有取景有構圖，也是創作。
謝：在廣義層面來說，沒錯。按一個掣，也有一個影像出來，但那是否就是一個創作呢？這就是要討論的東西。

讀：看你怎樣去定義創作。
謝：很簡單說，我們自小以來，先不要從相機來說，我給你一張紙、一支筆，你也可做到一點東西出來，那是不是一個創作？從另一層面看，如果我們當那是創作，那是 否好的創作？我們如何去界定那是作品？這是我們要討論和尋求論點去支持的東西。若從一個很闊的角度來看，我真的創作了一件事出來，真的是按了一下掣，就給 出一個影像來。

讀：跟着我將它發表，之後又有人讚好，又有人「Like」，這就完成了一個作品的過程。
謝：那是一個過程，但那是否一個創作的過程，我想要細心看看。因為在討論創作的時候，那一定還有一些事情在後面。

讀：創作的定位在哪裏？
謝：要看動機，看看個人是否真的想通過影像去分享他的感受，去表達一些意見，或者他純粹是一個記錄，還是「貪過癮」，就拿相機去拍下它。我想那是有不同的界線存在的。
剛才我講創作intention，第二要講創作水平。當我們討論創作時，是講行為本身還是講內容呢？以及你想呈現甚麼、想表達甚麼？現在大家都拿着相機，但他們不是很關心圖像本身，即拍到的內容，而是關心攝影這個行為，例如今天去某餐廳吃飯拍下每一道菜。
現在的專欄佔我寫作數量的三成，它是我參與社會的平台，其他部分的寫作是比較私密的，累積後也會出版，也會試着寫小說，可望明年出版短篇小說。其實心裏也 有很多題目和念頭，文體只是一種格式，有些念頭適合用散文就用散文寫，有的適合小說就寫小說，甚至有些音樂練習可以用詩表達的也會嘗試。

讀：你覺得行為不重要？
謝：我覺得現在所謂的全民攝影是一個攝影行為，大家都喜歡攝影這個行為，這是很trendy的事，不是很關心相片內容。

讀：他們也是關心的啊！因為他們的friend 「Like」。
謝：就是因為friend「Like」，好，我今晚去一家餐廳吃小籠包。OK，我喜歡！那喜歡的意義在哪裏？是在小籠包之上嗎？但得回一個「Like」，沒有實質的內容。喜歡的是構圖？是拍出來的味道？或是讓我也很想去那間餐廳吃個小籠包？

讀：大家可能是喜歡小籠包，而未必是小籠包那張照片。然後，他就會喜歡那個在網上發表小籠包相片的人。
謝：所以我的論點就是在影像上，因為那個人放上去，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喜歡的人，所以他放甚麼你都會「Like」，論點是不在相的內容上，現在大部分影相的人都把重點放在行為上。

讀：所有藝術創作的技術層面都走向大眾化，包括相機，以前又菲林又黑房，又有不同的曬相技術。現在不用了，用Photoshop修一修甚麼都完滿。然後，我們會發現業餘的影響力愈來愈大。
謝：我不清楚是不是影響大，但愈來愈多人參與就一定，我們看得愈來愈多，但也愈單一。

讀：你認為過去幾年，最轟動的攝影作品是來自業餘的還是專業的攝影記者？　
謝：最轟動的是甚麼？

讀：就是陳冠希事件和那些照片。
謝：那很明顯不是一個藝術創作，只是那個拍攝者自娛的事情。

讀：假如今天他走出來說，這是一種藝術創作，那是一種行為藝術。幾年前，拍攝一些曾與自己發生關係的女明星，然後用一種藝術方式將它記錄下來，然後賦予它一個藝術的意義。
謝：影像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interpretation，很多時候需要靠statement去切入。

讀：所以說去到最後，專業攝影和平民攝影的分別就是statement，不只是intention那麼簡單，不是拿起相機那一下。
謝：我沒有這樣子的感覺，分別都是在intention，到底都是要看你想的是否與創作有關，到底你是想影小籠包，還是想創作？那真的是兩個不同的想法。

讀：就是他按下相機那一刻，腦子裏在想些甚麼。
謝：他有沒有意識，有沒有組織去做那件事。但也不能說沒組織，事實上都是有組織的，就算我們完全不去理會技巧上的東西，你也需要想想要怎樣的框架和構圖。我承認那正正是攝影行為來到這個階段，已變得模糊的原因。

城市觀察
讀：既然人人都是攝影師，學生有甚麼要跟你學？
謝：就是討論相片的內容，你那張相究竟想表達甚麼？能不能做到你所謂的效果？香港目前教育都只注重文字教育，視覺教育很薄弱。我覺得這會是個很危險的年代，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是回應不了目前香港的現狀。

讀：我舉個例子，剛才去蘭芳園買奶茶，拿出這張十元，其實你完全看不出這張十元想表達甚麼。我還記得當年還是記者時，金融管理局局長出來解釋這個設計，說設計這種東西見仁見智，最重要防偽，但全世界也沒有一張鈔票是這樣的。你別以為他在胡扯，其實正正反映了香港一個問題，就是他們覺得專業的設計、藝術欣賞是不重要的。你看到全世界的人都不是這樣的。在香港，視覺教育完全沒有，像你說的，要展開一張相的內容討論，都不知道從何開始。
謝：所以我說香港是完全沒有到達後現代的地步，因為大家仍然相信權威。廣告的威力仍然很大，潮流怎麼來？今年穿甚麼流行甚麼，大家就跟着去，因為他們不懂分析 圖像，不了解那些東西就跟着去，在香港是可行的，所有事情都一窩蜂，因為根本大部分人沒有獨立的圖像思考能力，見到甚麼東西就跟着那東西去做。

讀：現在任何人都很可能擁有超過一部以上的相機，一部手機就已經是很好的相機了，為甚麼反而不是由量變出現質變？
謝：我們可能很難在很短的時間出現改變。我們回看歷史，攝影真正開始普及講的可能是過去這三五年的時間，真的數碼化之後延伸的第二波才開始普及。不過追求的方向卻是從器材入手，而非從影像或概念入手，倒轉了是因為沒有人提供視覺教育。來到這個年代，自學攝影是最容易的一個步驟。你拍完可以馬上看到成果，不行就 再拍。現在沒有以前那個問題，我要拍完三十六張之後，再去沖曬才能看到。我可以說在數碼年代自學是最快速的方法，如果你真的肯花時間去做的話，你拍完，很誠懇地問自己拍得好不好，不好，再拍，拍到好為止，馬上可以看到成果。如果那人有決心去做，其實是很容易做到，創作影像比文字和創作任何東西都快。

讀：一件作品完成的cycle太快真的好嗎？
謝：大部分人都會看自己的作品，我通常現在做workshop都是先做appreciation，用二十分鐘去做appreciation，我帶領他們去看一張相片。結論發現大部分人去看一張相片會用多少時間？不多於一秒，在網上看的就更加不會細心，除非是認識的朋友，想看看他在做甚麼，才會停留一下。

讀：會不會是愈容易、愈快速完成的作品，人們對它的關注就愈少？
謝：以前英國畫家David Hockney就說過，你用多少時間去創作的作品，別人就用多少時間去看。你用1/125秒去拍一張照片，我就用1/125秒去看。但如果以拍照來說，其實是個思考過程，最後才是按快門，按快門只是最後的事情，但現在大家對調，喜歡按快門，卻不喜歡思考，因為覺得這是件很trendy的事。像剛才說的，攝影已經變成一種很fashion的事，去任何地方都要拿相機去拍下來。

圖像快速死亡
讀：我忽發奇想，比如按快門，要完成一件作品會不會更加需要一個更長時間的記錄，才能在創作的洪流中留下來。
謝：第一就是內容，第二就是價值意義在哪裏？很簡單，我們現在看那批攝影節展出的香港十九世紀初的攝影作品，為甚麼那麼有價值？就是因為當時那幾個法國人、英國人跑來香港拍下來，留下來的底片很少，現在就變得很有價值了。前兩年開始，天星拆也好，皇后拆也好，全民皆影，你上網找天星碼頭可看到超過幾萬張相片， 但有多少可以留下來？

讀：在你提到的攝影展中，我看過一張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張由孟買來的香港巴斯商人照片，即是拜火教商人，如摩地和律敦治等人。因為照片有獨特的歷史背景存在，記錄了早期香港一群商幫，印度、大英帝國與廣州的關係。但是天星碼頭是全民記錄，數碼攝影複製，就連立體影像也拍下來，可能一百年之後會有大量的天星碼頭記錄存在。但也註定這些圖像不會像巴斯商人那張相，因那張相可能就是唯一的記錄。當沒有了時間性和歷史感，圖像的價值會越來越低，或者根本沒有價值。
謝：我覺得不能用以前那種價值來看圖像，就像你剛才所說的，有一張相可以記錄當時的情況很重要，即使技術不好，記錄都很重要。一百年後，可能大家有幾萬張香港 的相片，這不代表歷史回溯的空間愈來愈闊嗎？但當你做資料搜集時，因為你現在沒有比較，以前留下的就只有一張，但當你有比較時，幾百張就有幾張會跑出來。這也就正正是網絡的問題，我們有很多資源，看你怎樣選。如果你問我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年青人要訓練的不是記憶力，不是訓練計算，而是訓練你如何建立思考的方法，有一個自己的角度。攝影來到這個年代，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以前要考慮好、計劃好才去拍一張照片，不容有失。但現在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閱讀和編輯照片，大家可以拍幾百張相，但不會很細心地坐在電腦前回看那幾百張相片到底拍了甚麼。

讀：相對來說，攝影對人的要求高了。以前很簡單，就是龍友心態，夠闊夠光不手震肯花時間去「捕」就可以；但現在進化到有很多軟件可用，就這樣隨手拍就可以，工具大家都有。所以現在講的已經不單是攝影教育、圖像教育那麼簡單，而是整個人文教育，培育年青人概念思考與表達的感性。
謝：所以攝影應列入General Study，英國八十年代開始攝影已經是個General Study，中小學開始已經學攝影，他們不是去學技巧，而是學分析，學怎樣去看那樣東西。我們是落後人家二十年。英國在八十年代尾，已是一個講創意的國 家，人家在教育上做了很多事情。

讀： 北歐的國家也是。
謝： 我不知道日本情況如何，就算其他亞洲國家，也不是很注重視覺的分析，但現在我們認識一樣東西是通過文字還是通過影像？大部分都是通過影像。其實攝影是影像最初階段的學習，你要學懂閱讀影像，要學懂怎樣欣賞一張相，這是基本的訓練。

中產社會的樽頸
讀：就像我剛才說的十元鈔票事件，主流的中產社會對美學持一種很犬儒、很功能性的態度，談到設計就說見仁見智。
謝：我最近去了幾次西九的討論，都是談很實際的問題，記得有個校長問，究竟由學校出發，我帶着百多名學生，車能不能抵達博物館門口？行五分鐘會有很多事情發生，不便老師管理。

讀：整個社會都不追求美藝欣賞。
謝：影像在這裏已經不是藝術，而是知識，是你去認識社會的基本知識，不要說藝術那麼高層次，事實上，現在你接觸的媒介大部分都是影像，你怎麼可以對你接觸最多的東西沒有認識、沒有研究？這是生存的基本知識，看一張相，你知道它在說甚麼嗎？

讀：我是只重視相中的小籠包是否好吃，至於那張相片是杜可風的風格，還是謝至德的風格或Stanley Wong的風格，都不重要。大家只重視功能，就是小籠包是否拍得好吃。小籠包要拍得清，不要黑，一定要有煙，要色香味俱全。
謝：正是因為這種基本要求，所以香港就那麼單一。每一張相都是一種價值取向，看一張相時，你已聯繫了這種價值取向。你看LV廣告和Giordano廣告，已經相連了，每張相都有一個價值。套用Foucault的理論，在圓形監獄的塔上面，只要有個守衞看下來，下面的人就會乖乖遵守，因為有權威存在。影像就是權威，你怎樣和周圍的人聯繫呢？就是他們今年穿甚麼我就穿甚麼，根本不會有獨立思考，不會有批判性思想，不會想想那是甚麼。香港是最極端的，滿街的廣告都比人還要大，像佛像，以前只會有佛像或教堂才會有這樣大的icon，現在佐敦道、彌敦道全部都是消費廣告，然後逼我和那些東西聯繫。教育制度只重視考試，如果大家中小學的訓練都是這樣，我想就算在大學接觸到其他東西，單一價值成形後，也需要很長時間去改變。

讀：我覺得不只是攝影，主流社會的追求仍然停留在功能與實用層次，一張十元紙幣的設計是怎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能被仿冒，就像對大館Herzorg本來的建築設計，大家只會想交通會不會超負荷？有沒有遮擋景觀？有沒有區內市民反對？沒有人去爭論美學層面，爭論在作品的設計中，體現了甚麼價值？
謝： 大部分我們在媒體中見到的和文化藝術有關的，都只是一些資料性的東西，並不是一些分析和評論的文章，只是幾時幾日有甚麼節目，那個節目有甚麼內容，那就完了，而不是批判的分析評論。我們連一份有分量的文化評論雜誌也生存不了。

讀：所以我覺得那不只是影像教育的失敗，而是整個人文教育、通識教育的失敗。不只是對影像、視覺藝術的不重視，而是對所有和美學有關的東西都不重視。
謝：再分得仔細一點，這城市就是太重視理性，欠缺了感性，我們的孩子也會去學芭蕾舞、鋼琴，但他們都是很理性的，要拿這些東西去過關，但有多少人考完八級鋼琴後，會在家裏彈奏，或者會買票去聽音樂會？香港投放在藝術培訓的資源是不少的，小朋友學跳舞、彈琴、打鼓、拉小提琴，很多很多，但小朋友有多enjoy？

讀：因為學校不會教他們去感受和享受音樂，家庭就更加不會。
謝：他們只知考到八級鋼琴就可以考到那間學校，並不會去欣賞音樂有多哀傷、多浪漫。

城市的歷史宿命
讀：你認為這是殖民地的處境造成，因為殖民者不想你有獨立的文化身份、批判性思想，還是今日中國文化已經沒有人文精神的抒情感性，只剩下很功能性、很practical、很實用主義的思維？
謝：你要比較一下大陸和台灣，台灣的情況比我們好很多。這究竟是殖民地遺留下來，還是這個社會實在太小，人口太少，因此所有東西都是基本要求，只是想到生存。但其實我們已經拋離了基本要求很久了。

讀：所以我覺得這種「搵食格」是難民心態。因為我們是個移民城市，不是太遠，只是我們的上一代，由上一代帶下來給我們。上一代都叫我們不要學美藝、攝影，搵不到食，最好做工程師、律師、會計師。
謝：我在Art School的經驗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的programme是part-time的，大部分都是mature student，interview時，他們說的入讀原因大多相近，都是以前想讀，但父母不讓他們讀。我要做一份他們認可的工作，現在有錢了，我想做點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就是現實。他們或者是一名督察，又或者律師，這就是現實，更可悲就是他們讀完之後，都不會想以此為生。
我覺得是社會沒甚麼焦點，在八十年代時，覺得九七是個轉機，有個明確的方向，但九七後好像更沒有方向。

讀：我讀大學的年代，八十年代中期，當時我覺得香港有一種很獨特的風格，即使去到台灣、東京或歐洲的城市，我作為香港人很容易在美學層面找到香港的風格。但九十年代到現在，尤其是九七後，你問香港風格是甚麼，其實是更加模糊。
謝：在政府的層面更加是自亂陣腳、自廢武功。我經常問，我們的價值取向是不是真的要和大陸如此看齊呢？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空間去發展自己的東西，但這種東西沒有出現。

讀：我覺得不是沒有出現，而是難產了。如果沒有九七問題，如果中產階級不是大量移民到北美洲，那種東西可以慢慢成長的。其實我們最終討論的是一種城市中產文化 起落興衰。但這二十年，正正是香港人最折騰的時間，由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開始，基本法起草、前途談判、移民潮、回歸前政治鬥爭、回歸後是金融風暴。
謝：無可否認，八、九十年代香港的廣告在世界上是行得很前的，但只限於廣告，你宣傳別人的東西做得很好，但你沒有自己的品牌。

讀：很簡單，我看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很容易會看到維也納、布魯塞爾、巴黎和紐約現代主義藝術運動風格，體現在建築、文學創作、電影及影像創作中。當時的上海，是整個世界現代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謝：香港影像對大陸有個重要影響是改革開放後頭十幾年，當時攝影在大陸還不流行，香港的攝影師到大陸拍照，帶了一些新的東西進去，情況就如徐克、許鞍華在外國回來，把西方最前衞的東西帶到香港，香港又將這些東西帶到大陸。
但其實八十年代，香港的沙龍攝影對大陸的影響很大，只不過他們不能持續、不能過渡而已。因為我們現在不會再去追求那種詩情畫意。

十九世紀香港的巴斯商人。

吹出個未來
讀：但是我們可否合力捧李志超做巨星呢？王家衛也是這樣做出來的。城市美學可否製造出來？變成一種香港美學理論。
謝：但只有政府可以做到，而且香港對於美學方面，最缺乏的，正正就是理論。

讀：香港是這樣醜的了，為甚麼那麼有錢的城市，卻沒有美麗的公共建築，因為我們的投標制度是價低者得，世界不會又價低又美的。但我們可否純粹Ad Hoc Based，影像也好、電影也好、建築也好，將香港的美學變成一種理論？
謝：香港沒有。沒有人有這個能力。中大近幾年都在做香港的視覺年鑑，我記得幾年前已經出過一本由大陸的學者寫香港的美術史，問題是這個地方孕育不到人才。你看看大學裏的學者有多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想只有5%。大學裏有多少教授研究影像？在八間大學中，有幾多個教授是研究影像的？沒有。以前理工還有人寫過 一些，但是現在已經不寫了，現在有理論出來嗎？

讀：兩者是互相影響的。如果沒有杜可風、王家衛、徐克、杜琪峰，沒有香港電影，也不會有香港電影研究的學系。
謝：但所謂東方荷里活也是先在荷里活研究然後再回來，是出口轉外銷，是人家講了東方荷里活，做了很多東西，然後香港才開始研究香港電影。你想想電影資料館成立了多久？大學資助的體制也是很實在的，要看有多少篇論文可以在外國刊登。你寫一篇研究香港影像理論的文章，可以在外國刊登嗎？如果體制是這樣，是很困難的。

讀：說得俗一點，其實是要找班人「吹」得，如李歐梵寫《上海摩登》，只不過是將上海學理論化。香港的電影、攝影都可以「吹」出來。問題是有沒有人把這個東西變成brand。
謝：我覺得這幾年攝影慢慢回來了，因為普及了，如今年第一次辦攝影節，爭取了資源，也吸引了更多媒體，也有很多學生來看，讓大家更容易關心。因為這兒真的是包 羅萬有，但凝聚了氣氛，也有了資源之後，又要如何維持下去？在展覽之餘，亦要教育到一般人去認識如何欣賞影像。如果不是如此，又是那一句，完了之後就沒事。我覺得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引發不起潮流。這是否和歷史有關？根本就累積不到，每一個年代都重新去講，從頭來過，還未完成、成熟的時候，那件事情就沒有了。然後大家又再來，再做過，永遠都上不去，永遠都是原地踏步，做到某個程度時，就會沒有了，要再來過。如果沒有那種歷史，不知道以前發生甚麼事，又怎可以上到去呢？特別是文化的事，這都不是突然間就飛下來、跌下來的，是有足夠的土壤來慢慢培養，才可以開花結果的，那才可以產生下一個世代。
香港這地方太現實，沒有人願意為這個地方犧牲去做一些事情。以我的講法來說，這是一個賭場，你入到賭場，賭完就走，你是不會去建設賭場的，你去賭之時，就已經建設了。

讀：其實是我們香港人「吹大」了？覺得我們是world class，而我們根本不是紐約，我們頂多是芝加哥。
謝：別想得美，我們連芝加哥也不如。在外觀上，香港可能是有機會，我們有IFC，海港兩邊每晚也有幻彩詠香江，但內裏甚麼都沒有。

讀：索性我就當這兒是一個賭場，像是七人欖球賽，香港隊永遠是打最低級的銀碟賽，還並不一定勝出。較高級的銀盃和銀碗，都是斐濟、澳洲、紐西蘭這些強國奪得。但沒所謂，這也是香港的盛事，如果抱這種心態不就可以嗎？
謝： 但是你教育不到香港的人嘛！

讀： 做不到也沒辦法。

早夭的感性
讀：我覺得香港奇就奇在，我不是說要為香港政府爭辯，而是政府每年給演藝的經費不少。學校、家長投放在學生身上的美藝教育，包括兒童繪畫班、音樂等也不少。其實說到底，我們老是從一個很功能主義的角度去面對美學這課題。這是一個思想上的問題，而不是經費足不足夠的問題。教育走向多元智能是正確，但是不能以這種功能主義的心態去做，因為從前就只要過一關小學會考，但現在就要過十關。因為每一個智能都是一關。這樣的話，那你的小孩想不死也很難。又或是在考完八級鋼琴，應付了父母的要求後，就不會再去彈鋼琴，也不會去聽演奏會，因為他們已變得很討厭音樂，我認識的很多人都是這樣。
謝：問題是方法及重點放在哪裡。還有是很實際的看成績，比方說，鋼琴就是看你考到哪一級，而不是說享受。

讀：就是沒有融入生活當中。比如說買畫或攝影作品，在外國買藝術品放在家中作室內擺設是很普遍的，是普通人都會做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將之融入生活當中。但香港不是這樣的，你看在香港，那些所謂的豪宅，七百呎也沒有。
謝： 而且是賣過千萬的。

讀：對。小孩子還要睡窗台，你還要我放幅畫在客廳？香港人就寧願買一幢會所有很大水晶吊燈的屋苑，有藝術品在會所展示更好，每一個來探我的人經過會所都會看到，這樣就夠了，我不用再在家裏擺放一幅攝影作品或者是畫。
謝：這就是文化修養。為甚麼西方國家會覺得藝術教育這麼重要呢？

讀：因為他們是真正的中產社會。
謝：還有他們真的會用其他方法去調和生活，你看西方國家的人有空閒時間，香港人哪有時間去作文化消遣？我們九點上班，八點才下班。

讀：當然啦，香港人很多都背負着幾百萬的按揭債務。
謝：那就是了，那還可以說甚麼修養呢？八點鐘下班還怎會有閒情逸致去聽一場音樂會。

讀：所以說，其實到了某一點就要放棄Art for Hong Kong這種想法。
謝：我就不會說Art這個字，而是修養，你怎樣能將人的感性部分去掉。

讀：但可以用消費主義來解決，例如劈綠茶溝威士忌加唱「夭心夭肺」的K歌，人的感性需求不就是成功解決了嗎？這才是香港之道。
謝：如果是這樣就不要再說甚麼文化藝術，因為對於香港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東西。但我就較為樂觀，影像的學習，懂得閱讀和解讀影像是一個基礎需要，而不是像懂得欣賞一幅水墨畫、油畫那樣富貴，而且人人也做得來。

讀：那為何我不效法余若薇和湯家驊等政治明星，先做大狀賺個盆滿缽滿，人到五十才回過頭來為民主請命。為甚麼我廿幾歲就學做長毛、蔡耀昌那樣笨？你看主流傳媒是捧哪一些人？是「走精面」的，而不是堅持自己年青時代理想的。
謝：所以也不會有藝術家出現，沒有堅持怎會有藝術家。

讀：你相信誰堅持誰最終就會贏？
謝：是的，藝術都是一樣。我們現在提及的大師有哪一個不是因為堅持。你不連續投身五、六十年，怎能成為大師呢？現在的人就抱着六合彩的心態，想一注獨中。現在是說藝術創作，我真的不相信有人能夠創作一樣藝術出來而能餬一輩子口。

讀：藝術是不是對自己有一種內在的價值，能夠堅持下去？
謝：所以回到藝術這個問題，最重要是intention怎樣。

讀：我覺得最叻仔叻女，就是那些事業有成賺夠，到五十歲才找回自己理想的人，他們是sure win，既晋身主流精英，又「有型」而且受追捧，這是進化了的功能理性精英。
謝：我說個例子給你聽。我有一個做大律師的學生，他來報讀攝影班，在過程中，他不斷投訴學校的機制，但我心想你學的是攝影，不能以其他的價值標準硬套下來，都 不是這回事，可惜就是會有這些人出現。本來很高興他來尋回自己的理想，但另一方面同時會帶來其他的問題，影響了學習氣氛。所以那些事業有成的人，是否真心 想學習，還只是為了填補心靈上的空隙呢？但我覺得這都是好事，起碼他有這樣的需求。但這又回到最低的標準了，香港永遠都是這樣，只會談有和無的問題，但不 會去理會有和好的問題。

向最低看齊的社會
讀：你不覺得香港現在愈來愈倒退？去到一個basic needs approach society，不犯法的事就可以做，榮譽已經不再重要。
謝：就是沒有道德。

讀：但你就一直要求我們積累，在說人文精神、城市美學、價值，而我們從七、八十年代一直倒退至只講rule of law的今天，整個城市愈來愈內向，只是希望不會被內地影響我們的法治。坦白說，香港的電影、香港的攝影、香港的文學創作，要怎樣呈現於中國及世界，一定要與香港整個社會位置有關。如果沒有了這樣東西，就算舉辦足十年攝影展，對香港，對我們要追求的，也是沒有幫助的。你看當所有東西繼續倒退，政府與商界會以為合法的事就可以做，賺錢的道德也不理會。
謝：但你沒有核心價值就更糟了。

讀：但要做國際城市不可只得核心價值，然後甚麼也沒有的。如果只有rule of law就很簡單了。若我是藝發局，就只講公平、公開、透明，但這本來就是社會最基本的東西，現在就變成最高的操守要求，為甚麼會變成這樣的呢？我覺得這是因為回歸過後，我們仍沒有做到對自己身份的探索，為甚麼有這麼多人去做攝影創作，但仍然無人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謝：其實也有，不過很少。

讀：我覺得真是很少，如果你要留存後世或至少有價值，一定要令你的攝影作品不是存在於一個孤立的空間，縱向的要存在於香港歷史內，橫向的要存在於當下的社會環境。如果沒有了這個座標，就不用爭論了。
謝：我只覺得在香港做任何的創作，都是很小眾的追求！

文：李澤文
圖：張浩賢

《讀書好》二Ｏ一一年一月號

不義也是品味問題

　　聖誕節過去了。殖民地時代，聖誕節和新年聽到的除了福音之外，便是教宗、 英女皇和港督的文告，都是傳統的仁愛呼籲，略改文辭，港督則與家人圍在壁爐之前，向市民送上聖誕祝福。在傳統節日，守舊就是能耐，政治領袖的文辭和表達形 式只能稍微創新，而這正是頂上功夫。亂搞亂舞一通，不是創新，而是荒誕不經，不成體統。
　　近年每逢聖誕新年，都要忍受特首無聊及失格的政治宣傳，在貧富懸殊之衰世，徒增一苦。老曾做特首五年，終於修成惡果，今年的聖誕文告的品味之壞，無以復加。我們無法投票選舉特首，出了一位品味惡劣的領袖，雖然與己無關，也是丟人現眼。
　　特首在空洞孤寂的府邸的壁爐架上玩弄塑膠聖誕裝飾，無所事事之際，聽見空蕩蕩的桌上放了的筆記型電腦有電郵信息，便走上前去，原來是歌手MC Jin 歐陽靖作了一首聖誕歌Rap Now 2010 ，用來和議特首在政改方案的Act Now 口號。煲呔對着電腦屏幕的MC Jin 說： 「Yo! Check it out!」歌曲以「起錨」為口號，串起政府的新政和面書的潮流，特首聞歌打拍子，叫囂讚歎。
　　老曾大概忘了他身處的是以中國人為主的香港，末後卻用英文講聖誕和新年快樂，而且用了共產中文「祝願」。府邸除了他自己之外，空無一人，猶如孤家寡人。音樂 方面，rap 歌不是用來附和政府的，rap 歌有倡議反抗和變革之意。至於口號「起錨」，是漁家出海捕魚或黑社會逃亡海外之用，與聖誕節的安頓與休息大相逕庭。聖誕新年不叫人一家圍爐團聚，也該叫人 憐恤孤苦之人，多加施捨，特首卻高呼「起錨」，航向冰冷的大海。MC Jin 無疑有其來頭，奧巴馬競選總統，也用了他的《致奧巴馬的公開信》作為宣傳rap。然而有名歸有名，名人不是那樣用的。
　　廣告失時失地，不可饒恕。中國政治的古風，首重的是敬天時。冬至、聖誕與新年都是平息紛爭，與民休息及憐恤孤苦之時，不是用來聞歌起舞、勤呼「起錨」以支持 政府新政之時。府邸場地空寂，毫無團聚之溫情，塑膠聖誕藤也毫無生氣，真的聖誕樹也許不環保，但最低限度要有真的松枝吧？一切不該犯的錯誤，都犯齊了。美學和文化判斷要到了病入膏肓的絕境，才會如此頭頭碰着黑的。
　　另一邊廂，地產財閥糟蹋大浪西灣、火燒南生圍、亂填農田和堵塞溪流，殺滅生物。明明可以保育環境，設計順應自然生態的豪宅也可以牟利的，財閥卻偏偏喜歡夷平地皮，用混凝土征服一切，而混凝土卻是監獄的材料美學。香港的不義，豈止是政治或道德問題，根本是美學品味問題。而美學問題，其實是人格問題。

陳雲《明報》世紀人文

普通話不可獨大

　　普通話來自明清之交的北京官話，乃女真人及後期的滿洲人學習南京官話之後，簡化語音及增加外族語音而成。簡化語音方面，北京官話丟失了四聲之中的入聲（p、t、k結尾的音）和合口音 （m音），讀舊時文章詩詞，不止味道全失，且是不得要領。增加語音方面，則是引入明顯的翹舌音（即是zh、ch和sh的開首輔音聲母），有助分辨某些發音 類同的字，例如此（ci）和遲（chi）。總體而言，丟失的聲母和韻母太多，引入的聲母太少，在中文的辨義和音義關聯方面，得不償失。例如引入翹舌音的聲 母，北京官話分辨了「此」和「遲」，但廣東話仍是可以用音韻將兩者分辨出來的。只是簡化語音之後，方便外省人和外族人學習，加上官方強力推行，北京官話乃 成為中國的交流語。
　　然而，正因為北京官話是清朝乃至民國和中共政府用政治力量強行推廣的官方交流語，其流行程度不足以證明語言的社會選擇後 果。例如嶺南的粵語（粵語），其語音之複雜及詞彙之古雅，遠高於客家話、閩語及其他少數民族語，廣州人或廣州府衙也不強行推廣粵語，而粵語依然經得起悠久 的社會選擇，流傳於兩廣、港澳及海外僑社。更且，粵語在流傳期間，在宋朝之後增加開首的鼻音（如「我」ngo5的ng音）、第十聲（高平聲），乃至在近代 增加眾多的變調及語助詞。例如有了現代樓房之後，樓（lou4）下與落樓（lou2）、地下（ha2地面、街鋪）及地下（ha5地下室、地庫）的音變；有 了現代媒體傳播之後，新的語助詞流行起來，例如嬌柔女子講的「係唔係嘅唧？」的「唧」字。
　　至於第十聲，則由第九聲分化出來。粵語之第九聲 （陰平聲），在近代分出高降與低降兩音。箋注的箋（高平）和煎魚的煎（高降），是不同的調。方糖的方和荒唐的荒，是不同的調。例如罵人：「你真係荒唐嘅唧！」 荒字便很高音。命名烏頭、烏鴉的烏，和責罵人家烏龍的烏，也是前者低音，後者高音的。
　　故此語音之演化，有以複雜化、精密化為主的廣東話例子，也有以簡化為主的北京官話例子。文明的進路，有趨向簡化明朗的，也有趨向精密深邃 的，中國南北語音有別，正顯示中國文化的多元生機。強行用北方的簡化明朗來淹沒南方精密深邃，是中國文化的大災難。更何況，北方官話及後來的國語、普通話 的語言簡化，令許多中文的音義關聯丟失了。共同語值得推廣，但卻不可以消滅方言，特別是消滅南方的精密古雅方言為代價的。

陳雲　雅虎新聞　副刊專欄　三文治
http://hk.news.yahoo.com/supplement/column/article.html?aid=id-1200